*人类煞有介事地创造了“人性”和“兽性”这两个词，来区分人和动物的本性，借以抬高自己，贬低动物。但足以让人类的脸皮扔到垃圾箱里去的是，从人类史和动物史，以及人类与动物的现实生存状况来看，人类根本就不称词典所规定的“人性”内涵，而是更加真切地趋向“兽性”。因为整个世界史上发生的几乎所有能够解释“兽性”词义的行为——也即词典中所规定的“兽行”，皆来自于人类，而且，这些发作的“兽性”没有一样是为了满足人最必要的和最根本的生存需求。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谴责日本政府在二战问题上的不思悔改，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从古至今，我们也始终在不亦乐乎地忙于粉饰我们曾经犯下的种种罪恶。我不知道我们没完没了的“强烈抗议”最终是否会让卑劣的日本政府跪伏于他们曾经的罪恶面前，但是我知道，任何一个不敢面对自己的任何一种社会存在都是没有希望和尊严的，因为“讳病”的唯一下场就是将自己送往火葬场。丑陋的日本人是这样，丑陋的我们也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做坏事是一种相当强硬的生存权利。比如在上个世纪的那个非常年代里，只要昧着良心和人性，就能获得更多的生存权利。从一些文字记载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有许多没有做过坏事的人，其实一直在渴望着当权派们给一点做坏事的权利，以维持正常（以那个年代的生存状态为准）的生存。遗憾的是，缘于种种原因，他们行动的晚了些，被别人首先抓住了或捏造了小辫子。

*我们这个民族的审美观一直处于某种病态之中，人们大多数只面对所谓的“文化遗产”享受着民族自大的快感，在这种快感中，道德和人性成为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人们讴歌着长城，却忘记了每块城砖下惨死的冤魂；赞美着故宫，却忽略着其中残忍的政治暴力。龚自珍先生的《病梅馆记》应该是一篇令我们反省的力作。

*在中国历史上，在和平年代因政治问题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要远远高于历次战争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而且其恐怖和残忍程度，也同样远远高于后者，我们不能不感到困惑，究竟是谁在屠杀我们的人民，究竟哪一种屠杀更让我们恶心，更让我们有拿起武器反抗到底的冲动？我们还能看到，死于战争的人往往有人纪念，有人追究战争罪犯的责任，而死于政治的人绝大多数注定了是永远的冤魂，除了极少数怀有良知的人，不会再有谁为他们讨说法，其实也根本就讨不出个说法来。

从我们呼出的各类口号来看，我们始终是世界上最杰出、最优秀、最美好的国家，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但是，从执行的结果来看，我们又是世界上最无聊、最虚伪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