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最早的钟表是父亲那个“长征”牌收音机。那时，我才读小学四五年级，学校在两里以外的邻村。因为是小学高年级了，学校规定开设早晚自习课。
　　
    那个年代的农村还没有通电照明，同学们也买不到蜡烛，使用的就是自制的柴油灯。晚上自习课时照明用它，次日早晨早读时还要用它。到秋后，我们早晨就开始起五更了，特别是到了冬日，我们读书好长一段时间后，东方才露出鱼肚白。
　　
   早上，老师要求５：３０到校。那时家里没有表，父亲就成了我早晨起床上学的钟表。每天清晨，他都要到胡同和房后的空地上去扫树叶当柴禾烧。看天差不多到时辰了，或别人家的孩子上学走了，他就赶紧回家叫醒我，送我出村。等我找到同路伙伴后他再目送我一段路程后回家，然后，背起粪筐在村边转转，完成他这一早晨的“功课”。
　　
   上初一那年，家里用母亲编苇席挣来的钱添了件家用电器——一部“长征”牌收音机。冬日的早晨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渐渐懂事，不忍心让父亲再去室外看星辰，也不再让他送我出门上学。从此，父亲的那部收音机就成了我早晨上学的闹钟。那时的收音机非常珍贵，母亲为防尘土侵袭，还特地为它缝制了一件“外衣”。
　　
   每天晚上睡觉前，父亲都要把收音机放在被窝头上，当然不是像现在听什么“夜话”节目。父亲整天很忙碌，每天晚上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上炕睡觉的。反正每天早晨，收音机里只要一播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父亲就把煤油灯点燃，再喊我起床，然后送我出门。
　　
    当然，父亲每天早晨打开收音机的时间不是很准。有时候早晨打开好几次，不是没有声音，就是讲上英语了。当听见收音机“咔嚓”一声，继而又“咔嚓”一声关闭了，这说明时间还早；如果“咔嚓”一声，继而播放广播体操，说明时间正好，该起床上学了；如果“咔嚓”一声后播放的是英语广播，坏了，那得跑步上学了，而且恐怕要在教室外头上早读了，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我把父亲开收音机的时间当闹钟，就像今天人们早晨“咔嚓”开灯看墙上的挂钟一样。
　　
   上了高中以后我就住校了，不用再担心早晨起床晚了。起床铃声一响，宿舍里像炸了锅一样，都在穿衣找鞋。
　　
   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不足２０岁的我，在媒妁之言和父母的安排下进入了围城。结婚那天，在城里工作的表哥把他新买不久的“大上海”手表戴在我的手腕上，美得我找不着北。一身新郎装的我本来在迎亲的队伍中比较显眼，再加上我推眼镜的机械动作，有意识地把手腕上明晃晃的手表让人家看见，引来满街大姑娘小媳妇的赞叹，想来那时的风光也真是出尽了。
　　
   进入洞房以后，上了炕，妻子要求看一下我那珍贵的、明晃晃的东西，我还真忘记是怎么搪塞过去的了，但那天的洋相让我终生难忘。
　　
  后来时兴大挂钟，就是几点响几下的那种“烟台”牌大挂钟。去谁家串门，如果见墙上挂着“当、当”响的大挂钟，那比今天谁家的窗台上挂着空调还时髦。日子长了，机械的“当、当”声实在招人烦，干脆上弦就不再上响铃弦了，再后来就干脆换成“康巴丝”石英表了。
　　
   现在我整天工作在三尺讲台上，一节课４５分钟更是分秒不能懈怠。因此，钟表对于我来说仍然很重要，只不过我今天的钟表已经换成了一部小巧玲珑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