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个讲述者：

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一排排长、带队警官   刘双林

刘双林【山东省昌邑市郊区人。1981年10月出生。1998年12月入伍。少尉军衔。身高1米80。干练、英俊而秀气。】

    我入伍以及当兵时都不是在国旗护卫队，但也属于14支队，就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那儿值勤。当时虽然不在国旗护卫队，但由于与国旗护卫队是兄弟单位，所以对升旗国旗以及国旗护卫队的情况多少都有些了解，甚至与有些护卫队员都特别熟。

    2002年，我考入了武警北京指挥学院，2005年毕业时被14支队政治处主任与6中队（即国旗护卫队）中队长王丙乾挑到了国旗护卫队。

    虽然我是一名干部，但由于没有国旗护卫队呆过，更没有经过升降旗仪式的系统训练，除了在行政上我是干部，在业务是我还是一个新兵，考虑到这一点，我主动把自己的少尉军衔换成列兵，入列到队伍之中进行训练。由于训练强度大，当时指挥训练的班长看不过，对我说，排长，你还是别入列进行训练了吧。我说，没关系，你们该怎么训练我就怎么训练。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从基础做起。我感觉，要把国旗护卫队的方队带好，当上一名合格的带队警官，就必须把自己训练好。训练中，除了与战士们一起训练基本的队列动作外，我还专门练习抽刀、立刀、举刀、分刀、收刀五把刀，这些动作要在原地完成难度不大，但要在行进中完成，就有难度了，要成千上万次的练习、磨合。别以为升旗时带队警官手持着指挥刀看上去很轻松，其实要握着7斤重的刀在行进中完成抽刀立刀、举刀收刀一整套动作并不容易。我为了把动作做的潇洒威武，每天要练上千次，左手经常被磨出一串串血泡，右手还被刀划了一道又一道的血口，刀把上经常沾着血斑，有时侯胳膊肿的连衬衣都穿不进去，7斤重的刀，这时候重如千斤。但是，我深深明白这把刀的意义，这把刀，既不是鲁班修屋的工具，也不是秦琼打仗的武器，更不是时尚的装饰，它是象征着一个民族威严和形象的路标，是点亮一个民族和世界的火炬，是承载着国家和民族厚望的重托！我必须做到力拔千斤，挥刀自如！

    带队警官的素质主要体现在这三方面：一是基本功，如正步、指挥刀操刀法；二是跟方队的合成，看入列后能不能合成一体，这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三是看能不能指挥方队，组织指挥也很重要。当我真正成为国旗护卫队的一名带队警官后，我心中的那种荣誉感与集体荣誉感觉更浓烈了。当然，也包括我们护卫队的每一名士兵。到每年3月底，新兵训练结束后，就会从全总队挑选50名符合条件的新兵来到咱们护卫队。凡是到这儿的新兵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光荣、光环。但真正要从一个普通士兵到一名合格的国旗护卫队员或者说是优秀的护卫队员，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的，也是需要经过汗与血的洗礼的。我们做过一个统计，一个护卫队员踢两年正步相当于一个2万5千里长征，我们70%的人都有脚气，80%的人都有脚伤，100%的脚都变了形，100%退伍兵都不同程度地犯上了关节炎等毛病。在我们护卫队每天都有人用刀片刮脚底发黄的厚茧，先是拿热水泡，泡够了就刮，训练强度大，不刮不行，要不然没法搞队列、踢正步。

    现在中队的干部不是特别多，并且我们不同于三军仪仗队、国宾护卫队以及礼炮部队，他们的工作是暂时性的，我们国旗护卫队除了保卫国旗，每天早晚还要升降旗，必须有一名警官常年奔波一线，是天天风雨无阻的一项工作。这样一来，给部队造成了比较疲惫，特别是老兵复员之后，还要站哨值勤，说实在话，我们的护卫队员们都很忙也很累。但我们这个集团是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是一个有战斗力的集体。转业退伍外调的官兵不仅对国旗有很深的感情，战友与战友之间也很融洽。像咱们中队的干部每到退伍的时候都不愿意送老兵，他们对中队对国旗的感觉融为一体了，尤其是第一批走的老兵，那种场面很让人伤心。去年和今年老兵退伍都是我买的票，每个退伍的战士都不愿意先离开护卫队，都要求我买最后一天的火车票。今年第一批老兵走的那天凌晨下起了零星小雪，晚上老兵们都没有睡，他们打着背包坐在宿舍里等着看升旗，他们谁也没有出声，就那么静静地等着。这是他们在国旗护卫队的日子里最后一次看升旗。最后一批老兵走的时候也十分感人，当时放着《送战友》这首歌，老兵们泪流满面，背着背包，先是挨个地与放在门口的旧国旗重新打开收一次，然后与战友们一一握手，在这熟悉的营房里依依告别。由于当时正值下午，故宫里的许多游客都被这激动人心的一幕感动了。真的，我们中队的干部都不喜欢送老兵，情到真处就是伤心之极啊！有的老兵退伍回家办理完手续后，很快就回到北京工作，不过他们到北京首先就要到中队来报到，跟中队说一声，到哪儿工作了，以及一些基本的情况。这是我们中队的传统。只要是从国旗护卫队出去的人，不管离开这儿多少年了，每年都要到中队来走走，看看，聚聚。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旗杆下跟国旗敬一个庄严的军礼，然后看升旗降旗，亲手抚摸抚摸国旗，亲吻亲吻国旗。以其说他们对中队有着一种特殊的永远也挥之不去的情缘，不如说他们对国旗有一种特殊的挥之不去的情缘。我不知道，离开了国旗，该怎么活？

第七位讲述者：

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六班长、基准兵、国旗宣传员  翟永亮

翟永亮【河南省漯河市邵陵区翟庄村人。1985年4月12日出生。2002年12月入伍。身高1米85。机智、英俊而活泼。与其他护卫队员们不一样的是，他除了是六班班长、国旗护卫队的基准兵外，还多了一层身份，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国旗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员。】

    2002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于是选择了向往已久的军营。那天冬季，北京在我们汭河市招兵的武警有14支队，也就是管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这个支队，还有礼炮部队。当时我爸笑着问我，一个到北京放礼炮的，一个到天安门升国旗的，你去哪？我脱口而出，去天安门。我们汭河市到北京共来了50个政治条件兵。在家的时候我还没有任何感觉，可以说沉浸在一起兴奋之中。可是上了火车，我就想跳下来了，因为这时才感觉到想家的感觉，泪水也很自然地流了出来。

    由于我们这批兵遇到了非典。强化训练，我又提前回到了国旗护卫队进行。由于那时正值非典疫情厉害的时候，我们本来要在大兴训练基地进行强化训练的，由于国旗护卫队是重点保护对象，即使在大兴训练基地，也怕感染上非典，于是把我们放到故宫进行完全封闭式训练。故宫里没有游人，里面空荡荡的，我们就隔离在里面进行猛烈的训练。由于天热，加之训练强度大，当时我们小便时都闭着眼不敢往下看，因为尿出来的全部血。封闭似训练结束后，我给家里通了电话，我妈妈一接电话就哭了，几个月没有我的任何音信，家里人都以为我死于非典了。

    可能由于我各方面都较为突出吧，我参加了不少重大活动的警卫和礼仪任务，也取得了很多荣誉。2003年9月26日，我作为武警卫部队的代表，担任国家“长城—2003”演习中武警现代化兵器展厅哨的哨兵。我是从早上6点开始上哨的，当进还没有吃早饭，一直站到上午10点，整整站了4个小时。但是我很激动也很荣幸，因为我们受到了军委胡主席的检阅，当时与我一同执行任务的还有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战友。2004年10月1日是国庆55周年，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晚会，军委胡主席也参加了。晚会的第一个仪式就是我们国旗护卫队员在台上正步行走，以及操枪的队列动作。那次完成得很顺利，受到了上级首长的表扬。

    那天，我父母和弟弟来北京看我升旗。我高兴，特精神，我感觉自己下礼仪口令的声音比平常都要大一些。我知道，我父母和我弟弟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必须用一流动作向他们汇报，看看他们儿子到底是个什么样。升完旗后，我妈就问我，永亮，你们怎么都跟一个似的。我问我妈，你刚看出来我在哪儿了吗？我妈笑了笑，摇了摇头，然后她说，小时候你跑到哪我都能一眼认出你来，今天你们这些人都长得太像了，好像一个人。我笑着对我妈说，要不然能叫国旗护卫队吗？妈妈，你当然认不出来了，我们国旗护卫队的全体卫士，因为对国旗的爱，走在了一起，融为了一体。我们变成一个人了！我们都是国旗的儿子了！

    2003年8月份的一天，是下午降旗，当我们从午门走出来的时候，故宫里很多游客跟着我们队伍一块往天安门走去。当时，我在左路，在我们身边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他儿子，那小孩大约三岁。由于当时天气特热，而我们护卫队员还穿着礼宾服，戴着白手套，肯定出了很多汗，汗臭味特别浓厚。这时，我们听到那小孩问他妈妈，妈妈，妈妈，叔叔身上有什么味啊？那个年轻的妈妈不加思索就告诉孩子，这是男人味，知道吗？宝宝，你长大后也要做这样的伟男人，也要有这样的味。不知为什么，当时我的鼻子一酸，眼泪立即就在眼眶里打转了。这是对我们护卫队员最高的评价，是对我们护卫队员的最高奖赏，有这样的鼓励和奖赏，把生命全部献给了国旗，也在所不惜。

    我在中队是国旗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员，对国旗知识的不断学习与深刻的理解，是我宣传好国旗的前提条件。只有自己对国旗理解了，才能更好地向别人宣讲；只有自己感动自己了，才能更好地感动别人。

为了做一个合格的宣讲员，我每天清晨就起床了，把营房门前一棵300多年的古柏作为固定听众，高声朗诵。为了吐音更准，我还专门买了一台袖珍收音机，跟着播音员一遍一遍反复学习。我还专门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拜师学艺，请著名播音员林如将国旗宣讲稿录了音，作为学习的示范带。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千万次的刻苦学习，我克服了嘴形、方言等多种缺陷，成了国旗班一名合格的讲解员。入伍4年来，我先后到首都及地方大、中、小学校，企事业单位作报告300多场，讲解国旗知识800余次，听众达3万余人。

    我在给人们讲述国旗时，总要讲到我们对国旗班战士与国旗生死相依的感情。其中讲得最多的，是我们的一个退伍老兵陶卫革。

陶卫革是从1984年从湖北武昌入伍的，在一次站国旗第一哨时，十二指肠急性穿孔，疼得他犹如万箭穿心、千把刀绞，汗水湿透了礼服，牙齿咬破了嘴唇，但他却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哨位。在他的哨位边就有一部电话。他完全可以拿起电话向中队请求换哨。但是他也没有这样做。他知道自己正在哨位上、在国旗下，代表着万众瞩目的中国第一哨的形象，代表着崇高的祖国的形象，他不能动弹，更不能请求换哨，一直坚持到下一班哨来接岗才离开！然而刚离开哨位不久，便再也坚持不住了，晕倒下哨的路上，送到医院后，大夫既钦佩又感慨地说：“我们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病人，真不知他是怎样挺过来的，真是条硬汉子。再晚十来分钟，他就完了！”

    1990年，陶卫革复员回家后被安排在轮渡公司工作，不久就得了障碍性贫血，生命垂危。病危期间，他脱人给当时任指导员的谢辉带了一封信：

“我从1984年入伍到1990年复员，一直在国旗班，每天都天安门广场升旗护旗、每天都能看到心爱的五星红旗，国旗就是我的生命，我最近得了障碍性贫血，病情十分严重，我现在多么想念曾与我相处，一起护卫国旗的战友，多么想在望一眼我扛过的国旗，我听说国旗杆换了新的，我多么想看一眼啊！我现在躺在病床上，已经失去了下地活动的能力，我知道自己不行了，这里可能就是我生命的最后一站，我现在只有一个请求，什么时候你去天安门广场，请代我看一眼国旗，在国旗升起的时候，向国旗敬一个礼。再见了，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国旗；再见了我亲爱的战友！我已不能握笔，这封信是由我口述，请人代笔写给你的。”

    陶卫革的这封信打动了所有的人！每一个读了他的信的新老战士都泪流满面！为了满足陶维革的最后愿望，谢辉代表护卫队的全体官兵，专程赶往湖北省武汉市地质矿产职工医院，带去了新的升旗仪式录像带和一面五星红旗。当时陶卫革的病情已经加重，内脏出血，视力仅为0,2，但是在病床的墙壁上，谢辉却看到了陶卫革贴在墙谁的大大小小几十面手工做成的小国旗，小天安门！当谢辉把国旗送到面前时，他紧紧的把国旗抱在怀里，贴在脸上，泪水顺着蜡黄的脸洒落在国旗上，令在场的人潸然泪下。谢辉离开医院时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拿过笔和纸，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八个字“热爱国旗，重于生命”。五个多月后，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医院专家的精心救护下，陶卫革又奇迹般的站起来了，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门广场在看一眼升旗，给国旗敬个礼，95年国庆节他如愿以偿，又来到天安门广场，来到自己熟悉的哨位，参加国庆升旗仪式。他穿着当年的旧军装，戴着旧军帽，含着热泪向国旗敬了一个两分零七秒的军礼，当国旗升到旗杆的时候，他情不自禁的喊到“国旗万岁！祖国万岁！”

    从北京回去不久，陶卫革的病情再度恶化，红血球数量以下降维持生命的极限，即使这样，他还坚持抱着病危的身体，冒雨来到武汉市江汗区北湖小学，向师生们做了生前最后一场国旗报告。当他走下讲台时，学校的1800多名师不约而同的唱起了《祝你平安》，风雨中，歌声一片泪水一片。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让妻子把珍藏多年的一个红色小布包拿到面前说：“我不能给儿子留下钱财，当他懂事的时候，就把这个小包交给他，希望他成人之后，也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国旗卫士”——那是他升旗时的两双白手套和领花帽徽，是他留给儿子的全部遗产！

    这就是我们国旗护卫队的战士！

    这就是我们可歌可泣的中国军人！

    这就是我们平凡而传奇的人生和生命！

    国旗班的故事就这样在我们感动的泪水里暂告一个段落了。虽然只是一个段落，而且是一个小小的段落，可我们从这个段落里读到了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忠诚，读到了爱国主义的不朽篇章和生命灵魂。为了国旗能够高高地飘扬，我们这些可爱可敬的战士们不但奉献了青春与热血，也奉献了未来与生命。他们的汗水因为国旗而洒，他们的热血因为国旗而流，他们的青春因为国旗而飞扬，他们的生命因为国旗而辉煌。他们为国旗而生，他们为国旗而死，他们是国旗的卫士，他们是国旗的儿子！我们向他们——致敬！

    国旗万岁！

    祖国万岁！

    我们可爱可敬的军人万岁！

                                   （注：图片由国旗班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