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8岁的杨德昌拍摄完成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片《青梅竹马》，这部电影夺得了当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这是杨德昌个人第一个国际大奖。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 ，两小无嫌猜。”
  “青梅竹马”这个成语出自中国大诗人李白的《长干行》，本来是形容小儿女之间两小无猜、天真无邪的亲密关系，但是看过这部电影，你会发现杨德昌并不是在拍两小无猜的初恋，而是情感的空虚，人生的幻灭，电影的名字与故事构成了巨大的反讽。

  如果说杨德昌第一部作品《海滩的一天》表现出在时空线索上的复杂驾驭能力，细致的描摹女性视角为主体的情路历程，那么《青梅竹马》这部电影则是在横向上拓宽台北社会的众生百态，让我们看到一个日趋庞大的商品社会、城市化发育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环境、价值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比起《海滩的一天》中女性回忆这样单线条叙事，杨德昌在《青梅竹马》中尝试了阿隆、淑贞、小柯等多线条的平行叙事。

  侯孝贤与蔡琴出演了这部电影中男女一号：阿隆和淑贞。这是一对感情陷入尴尬困境中的恋人，阿隆昔日是棒球运动员，他为生计开了一家卖布的商店，淑贞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担任一个叫梅小姐的特别行政助理。电影的开场是两个人在选择租一个房子，淑贞规划着装修，但是阿隆心不在焉，在室内做着挥舞棒球的动作，两个人之间没什么交流。室内有限的空间里面限制着两个人。

  阿隆从美国回来又要回去，淑贞上班忙碌，不停地接打电话，她和外界的联系似乎就是这根电话线。现代都市文化把个人的生活板结化，而所有人的不满又似乎没脾气宣泄，都比较压抑。难得见到侯孝贤导演和蔡琴一同出镜演戏，侯孝贤出演的阿隆正在经历告别棒球青春，向一个更成熟的男人转变，但是这个转变显然不顺利，他个体的事业失败，对人生的定位很迷糊，对于淑贞之间的交流也存在严重的障碍。

  杨德昌多次在片中用一种对比式的场面调度，比如站在窗前眺望窗外的楼房，鳞次栉比又千篇一律的楼房就在眼前，电影中借助淑贞的同事小柯的口发出慨叹：“你看这些房子，我越来越分不出它们了，是我设计的，不是我设计的，看起来都一样。”城市的面孔投射在每个人心理的表情，我们所在的生活境遇让我们感到如此的梳理，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台北不过是许多正在经历着现代转型中的许多城市的代表。

  卓别林用《城市之光》来表现他那个时代中的大城市，电影无形之中成为城市生活最好的记忆，在杨德昌的《青梅竹马》中我们看到一幅台北新旧转变中的城市变迁，这里有现代化的摩天大楼，也有淑贞父母住的老房子，有日式酒吧唱着日本歌曲，也有现代西洋的咖啡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场景与圈子，但是当他们挤在一座城市里，总有些彼此的不适应。我们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建造、来到一座城市，但是我们和城市的相处却并不那么融洽，于是我们尝试去远方想能不能再寻找到家园，可是从台北回来的阿隆在被问到“洛杉矶什么样子”的时候，回答的也是：“跟台北差不多”。淑贞的老板梅小姐也不无嘲讽的对她说：“去了美国还不是要在大公司工作”，现在美国的大公司也来这里所以这里不是也很好？在这些话语里面我们感受一种对生活的质疑，我们究竟是生活为了工作？还是工作为了生活。电影中有一个细节，淑贞在办公司了打听橱窗外来的一群西装革履的人，问哪个是老大，人家告诉她戴眼镜的，结果杨德昌镜头一晃，来的人都是千篇一律的穿着，也都戴着眼镜，都像是被克隆出来的木偶。

  在阿隆与淑贞的感情线索之外，我们还看到杨德昌擅长关注的“家庭”主题，淑贞的父亲是一个赌徒，父女之间的关系很不好，父亲带给周围的人总是麻烦和苦难，他自己赌输了钱，最后阿隆被迫替他还债，结果失去了去美国的机会，淑贞对此非常恼火，两个人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执。父亲在家里依旧是专横的，他可以大声吆喝淑贞倒酒，然后振振有词的讲自己“不偷工减料怎么赚钱”的道理，我们想起在《海滩的一天》里面父亲形象的道貌，这种父权形象是杨德昌所要批判的。淑贞的母亲只是父权文化下一个隐忍的身影，她能谈的只是蔬菜价格，并无自己的独立人格，母女之间也无法进行真正的沟通。

  这就是家，血脉相连，但无温暖与温情。这种母亲形象的消极，很大程度可能影响到淑贞的性格，所以在工作岗位上，当新来的眼镜难讽刺她工作的职位的时候，她直截了当的选择了辞职，这种态度是高傲的，最起码在那一瞬间维护住了尊严，但是紧接着，在她求助昔日的老板梅小姐的时候，不但没有得到梅小姐的关注，反而被干涉到自己的私生活，梅问她和公司的小柯是什么关系，提醒她要注意。这表现出一个中年女性的刻毒。

  小柯是淑贞情感生活里一个说不太清楚的存在，他对她有情，但是却并不直接了当，总是约她喝啤酒，这让淑珍觉得很不爽快，忍不住冷笑着问他“每次都是喝啤酒，这到底是你的习惯还是你的嗜好？”但是两个寂寞的人还是经常约会，小柯刚和淑贞吃了碗猪肝面，很晚回到家中，妻子马上给他端上另一碗猪肝面，然后并无交流的回房，妻子不像是关心，倒像是有意的报复，而小柯不像是吃面，倒像是履行任务。这就是另一个台北中场阶级家庭，一样的有疏离感。

  淑贞虽然私下里和小柯约会，但是当她知道阿隆对自己撒谎，他从美国回来途中，在东京停留了一周，并且见了自己昔日的女朋友，淑贞大发雷霆。无论传统与现代，无论是隐忍与狂暴，杨德昌表现的女性形象，实际上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体现。在一个商品大潮涌来的时刻，很多人忙于投合，另有一些人表现出的是不适应。生活、家庭、社会关系遭到全方位的冲击，更深层次，更巨大的鸿沟是价值观的冲突。

  电影中有一场戏，阿隆在酒吧一再被一个洋名字叫Allen男人挑衅，他说他开的布店，而这个男人烦人的总是说他是做纺织的，两个人玩飞镖，阿隆不但总是输，而且还被他讥讽了一句“不是打棒球”的吗？阿隆终于忍不住动手了，这是男人维护尊严的打斗，但是更像是传统价值信仰遭到威胁后的粗暴反弹。

  移民去不去美国的纠结，到处追寻的商业利益，小小的台湾收到了美国文化的强烈冲击，阿隆这样一个转型中的男人，变得自身非常迷惑，而他从事的棒球行业，实际上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台湾金龙少棒对曾经在1969年扬威美国，夺得过世界冠军，棒球运动成为台湾社会的一种骄傲，这是台湾的胜利，亦或是台湾在文化上的一种悄悄的改变？杨德昌似乎有意在提醒我们注意这种显而易见，又不易察觉的文化变迁。

  去不去美国？这是当时台湾社会很多人，包括一些后来著名的精英、学者、艺术家都面临过的问题，那么美国和美国文化又意味着什么呢？阿隆去了又回来，其中找寻到的是什么？电影中有一个完全适应美国生活的人物就是阿隆的姐夫，这个形象借助阿隆的讲述变得立体起来：总是带他看棒球，喜欢玩枪，杀过一个人，特别指出这个人是黑人。杀了人还能逍遥法外，好像这就是美国。

  电影中还有个一个两个边缘化的人物：一个是淑珍的妹妹，一个是阿隆的老朋友出租车司机。这两个人物一方面在丰满男女主角的性格与生活空间，另一方面也表达出杨德昌更加多元的思考。
  淑贞的妹妹出场是朝姐姐借钱，借钱是要去堕胎，政治严酷、文化专制、上一代的强权下面，下一代走向另一个极端，尽量的放纵，信奉享乐主义，他们不要意义，空洞的轻里面他们只要纵欲的快感。这是台湾的未来吗？

  出租车司机代表社会的底层，贫富悬殊的社会已经开始积累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司机辛苦的赚钱，养活两个小孩儿，老婆只知道赌钱，无论是淑贞的父亲还是出粗车司机的老婆，赌博似乎成了一种精神鸦片，就如同今天的大陆大部分人的业余生活投身在斗地主上。

  不赌博的阿隆在被淑贞扇了一耳光后跑去放纵的赌博了，不喝啤酒的淑贞跑去和妹妹的小阿飞朋友们跳舞纵酒了，所有人的位置发生了神奇般的颠倒，美国保护了台湾没有被大陆占领，却拯救不了他们的生活，去美国也像是一场自以为可以逃脱的幻想。

  阿隆最后在街边被一个小阿飞刺伤，电影神奇的拍到了街边废弃的电视上播放着台湾少棒队比赛，阿隆自嘲的笑了，电影回到现实的一幕，是一个医生不慌不忙的完成对阿隆的抢救，他被盖上白被单抬上救护车，对于医生来说只是按部就班的完成一项工作，谁又在乎谁的生活。

  电影的结尾，还是一个大空房间内，与开头相互对比，梅小姐谈着新公司的装修，淑贞站在玻璃窗前，像开始的镜头一样，只是心里觉得空牢牢的，爱情啊、生活啊、工作啊，全都感受不到意义。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在杨德昌的镜头下有另一种残酷又没什么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