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学，陆王和程朱同样为了建立伦理学主体性的本体论，都是要“明天理去人欲”；不同的地方在于，程朱以“理”为本体，更多地突出了超感性现实的先验规范，陆王以心为本体，更多地与感性血肉相连。

  我们前面讲到过，朱熹理学有一个内在的矛盾潜伏：其本体界与现象界之间没有分割开，本体领域可以渗入情感、经验，这样，由于对人和世界的感性存在的承认和肯定，在人性论上也就必然承认人的感性欲求和需要。既然“天地大德曰生”，那么感性欲求的自然规律，就不仅不是恶，而且还是善；天理人欲的分界也就很难了。

  这个矛盾到了王阳明这个时候就已经是非常突出了，李泽厚先生认为：“王阳明哲学中，‘心’被区划为‘道心’（天理）‘人心’（人欲）。‘道心’反对‘人心’又必须依赖‘人心’才能存在，在这当中已蕴藏着破裂其整个体系的必然矛盾。因为‘道心’须通过‘人心’的知、意、觉来体现，良知即顺应自然。这样，知、意、觉则已带有人类肉体心理性质而已不是纯粹的逻辑的理了，从这里必然发展出‘天理即在人欲中’、‘理在气中’的思想。

这种破裂首先表现在强调道心与人心、良知与灵明的不可分离，二者经常混淆到一起，甚至日渐等同。尽管心、良知、灵明在王阳明那里被抽象提升到超越形体物质的先验高度，但它毕竟不同于“理”，它总要和躯壳、物质联系。从而理性和感性经常变成一个东西而紧紧纠缠而不能区别，于是再进一步由理性统治逐渐变成了感性统治。

  能视听言动、知觉、灵明，都或多或少地渗入了感性自然的内容和性质。它们更是心理的，而不是纯粹逻辑的，它们有更多的经验性和更少先验性。在力学行程中，这个具有物质性的东西反而逐渐成了“性”、“理”的依据和基础。原来处于主宰、统治、支配地位的逻辑的“理”反而成了“心”、“情”的引申和派生物。这样的话，顺序就被颠倒成了由“心”而“理”、由“情”而“性”。不是由仁支配恻隐之心，而是恻隐之心推演、扩充出了仁。

  既然心即理，而心又不能脱离血肉之躯的身，毋宁还需要依靠身才能存在，《传习录》下”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道心和人心既然不能分，心和身又不能分，这样，理、天理也就是与愈加和感性模糊纠缠起来了，日益世俗化了。从宇宙论、认识论考察说，由张载到朱熹再到王阳明，是唯物论“气”——客观唯心论“理”——主观唯心论“心”，似乎是日益倒退，但是如果从理学全过程说，却是从自然到伦理到心理，是理学的成形、成熟和瓦解，是趋向近代的一种前进运动。

  本文为阅读李泽厚先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读书笔记整理，详情请参见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