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和冯友兰都注意到了《中庸》与《易传》两本书在思想上的某种相同之处。李泽厚主要讨论了《中庸》与《易传》思想上的显著区分。

  《易传》是世界观，《中庸》则将《易传》的世界观转为内在论。《易传》是由天而人，对外在世界即宇宙、历史、生活作了多方面的论证。《中庸》完全以人的意识修养为核心，主要是对内在人性心灵的形而上的发掘。《中庸》主要讲内的修为和追求意识，后代梁武帝、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都很重视《中庸》。

  《易传》承接荀子，吸收了《老子》的“道”的思想，从外在历史眼界建立天人相通的世界观；《中庸》承接孟子，也吸取了“道”的思想，从内在心性探讨建立了同样的世界观。它的基本特征就是讲儒学出发点立足地的“修身”赋予世界观的形而上基石，提出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总纲领。从而把“人性”提到“天命”高度，进一步把“天”（“命”）与“人”（“性”）联结起来，发展了孟子的理论。《中庸》强调人性由天赋予，所以普遍必然地是先验的善，人必须努力实现自己的善性（“尽性”、“成己”），这也就是“道”。发愤修养以自觉意识它，便是“教”。

  《中庸》撇开了宽广的历史进程，显得拘谨而局促，但它在理论建构的精深紧凑上，却又超过了《易传》。它与《易传》的共同之处在于对道家世界观的改造。儒道两家的差异在一定意义和范围内，表现在“天”“道”这两个范畴的高低上。在道家，“道”是最高功能和实体，《老子》强调“天法道”，“道”高于“天”；儒家则相反，“天”高于“道”，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儒家这种观点正是通过《易传》和《中庸》确立的。后世二程以后，“天”与“理”合一，成为最高范畴，它表现为“道”（与“器”相对而言），“道”更无自然实体意义了。“道”是无心的，无望而不在；“天”是有心的（“生生”、“诚”、“仁”······），与人亲近而相通。正是《易传》赋予“天”以与人相通的生命、情感；《中庸》则更使人性成为天命，遵循这个“天命”便是“道”。而它们基本共性又是“不息”。《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庸》讲“故至诚无息”；都是把儒学重“学”、重“教”、重人为、重修养的内容赋予了自然的“道”和主宰的“天”。《中庸》大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具体突出了人为修养的主动性。

  在这里，“道”不再是与人无干、而成为与人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东西。《中庸》强调“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把老子、韩非子那种君临万物、冷漠无情的客观规律性的“道”，化而为与人的每一刻的存在、作为、修养、意识相贯通而合一的“道”，“天道”“人道”从而就是一个“道”。这本是儒家传统思想，但《中庸》把它提到了形而上学的高度；正因为此，在这个“天道”“人道”想合一，亦即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和主体存在的目的性相合一的“道”中，人于是就可以“参天地”“赞化育”，达到所谓的“中和”的最高境界了。

   什么是“中和”？

  《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果比较一下荀子：“曷谓中？礼义是也”，便看出两者的不同。它与《易传》也很不同，《中庸》讲的是“天人合一”主要和首先是一种通由个体修养而达到的主观精神境界的羔羊，与外部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关系不大。主观意识的追求在这里是第一性和本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