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董仲舒建构的那套“天人感应”因素在《易传》中实际上就已经包含着了。不仅“天道”作用和影响“人道”，“人道”也作用和影响“天道”。所以说：“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也正是因为这样，人才能“与天地参”，“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一方面，人必须顺天之道，循阴阳之理；另一方面，“天”（自然）也具有人的品格性能。“天”、“人”连成一气，自然的“天”与意志的“天”在这里完全融合。从而这就不同于《老子》那种客观宁静、冷眼旁观的无情的“道”，而充满了人的情感和精神。

  《老子》把“人道”上升为“天道”，由“德”而“道”，“人道”反而被动地服从于“天道”；《易传》则由“天道”推演到“人道”，但“人道”主动地参与“天道”。《易》原是占卜以决定行动的，其中本就包含着吉凶祸福可以趋避的主动性，而不只是命定的预言而已，所以强调“知己”、“察微”，以获得人事的成功。《易传》把这一特性推上哲理水平，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承之者性也”，由“天”而“人”，人应该觉察“天道”、遵循“天道”而发挥其主动作用。这就是老子“贵柔”、“守雌”、“尚静”的辩证法与《易传》重刚、行健、主动的辩证法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