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字面上的分歧，而忽视了观点本身的意义，甚至最后连观点都不要了，变成了单纯的骂仗，这是中国式批判糟糕的地方。其实对于”全盘西化“本身的主张，如果你读陈序经先生的原文其实他所主张的实际含义还是民主、自由，全面的现代化，胡适先生显然注意到了使用”全盘“两个字造成的抵触情绪，因此改用了”充分世界化“，世界化的方向其实依旧是现代化、民主化，寻求建立更符合人性与自由的建制。

今天翻开五四时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们的原文仔细读读，其实很多问题真的早已经被很深刻的论述过了，而今天所重复争论的那些人正像冯崇义先生说的那样，那是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用另一种表述方式，重复前人说过的话而已。日本这个国家在充分西化以后其实本身的民族传统并没有丢失，反而两者结合更显出活力。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华人文化区也是如此。因此只有在充分的世界化过程之中，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意义上寻求到新生的出路。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胡适

(1891-1962)，中国现代学者，思想家。本文选自胡明编《胡适精品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一句评论，他说：“我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是名词上的争论。”

    这几个月里，我读了各地杂志报章上讨论“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的争论，我常常想起阿博特父子的议论。因此我又联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点批评。那一年(1929)“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book)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那部年鉴出版后，潘光旦先生在“中国评论周报”里写了一篇英文书评，差不多全文是讨论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里用了两个意义不全同的字，一个是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潘先生说，他可以完全赞成后面那个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个字。这就是说，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能赞成“全盘西化”。

    陈序经、吴景超诸位先生大概不曾注意到我们在五六年前的英文讨论。“全盘西化”一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是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

    所以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我的提议的理由是这样的：

    第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例如我此刻穿着长袍，踏着中国缎鞋子，用的是钢笔，写的是中国字，谈的是“西化”。究竟我有“全盘西化”的百分之几?本来可以不生问题。这里面本来没有“折衷调和”的存心，只不过是为了应用上的便利而已。我自信我的长袍和缎鞋和中国字，并没有违反我主张“充分世界化”的原则。我看了近日各位朋友的讨论，颇有太琐碎的争论，如“见女人脱帽子”，是否“见男人也应该脱帽子”；如我们“能吃番菜”，是不是我们的饮食也应全盘西化。这些事我看都不应该成问题。人与人交际，应该“充分”学点礼貌；饮食起居，应该“充分注意”卫生与滋养!这就够了。

    第二，避免了“全盘”的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例如陈序经先生说：

    吴景超先生既能承认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么吴先生之所异于全盘西化论者，恐怕是毫厘之间罢。

    我却以为，与其希望别人牺牲那“毫厘之间”来迁就我们的“全盘”，不如我们自己抛弃那文字上的“全盘”来包罗一切在精神上或原则上赞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们。依我看来，“充分世界化”的原则之下，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晔……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就是那发表“总答复”的十教授，他们既然提出了“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的三个标准，而这三件事又恰恰都是必须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么，我们在这三点上边可以欢迎“总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第三，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你尽管说基督教比我们的道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实上基督教有一两百个宗派，他们自己就互相诋毁，我们要的是哪一派?若说：“我们不妨采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会是“全盘”了。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都可以不成问题了。

    鄙见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讨论者以为何如?

    原载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