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隐退”

八十年代的对文学的“疯狂”，到了九十年代自己有了改变，这种改变既有现实中的无奈，也有自己心里面的真实想法，用单位的领导话说，你已经“误入歧途”，不可救药了。用家里面掌柜的话说：自私的让人无法忍受，你不适合结婚，更不适合成家立业，何去何从，自己考虑，最终要由一个选择。

扪心自问，八十年代后期，自己已经感觉是“彻底疯了”，所有的事情都以听课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即便在单位也无心去工作，把老师讲给我们的那些观点，未经自己整理、消化和理解，便复述给自己的同事，也不管他们的感觉，部分同事也说我是疯掉了。事情走向极端以后，必然就会有一个彻底解决的方法，在工作和兴趣面前，在家庭和学友面前，如何选择成为了抉择的时候，深思熟虑后，自己选择了“隐退”，从九十年代后期，到新千年的将近十年时间里，悄然离开了那个曾经让我无比痴迷的文学圈子。

原因有二：第一个，文化人的这种献身精神，耐得住清贫和寂寞的气质，彰显文化人的性格和铮铮铁骨，固然是让人敬畏。但是，在真实的生活面前，他们的清贫，他们拮据的生存状况，让我对这种执着产生了怀疑，难道真的就要如此的献身文学，就要走上这条实现自己文学价值，且遥遥无期的清贫之路吗？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还是文化人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都在困惑着我。

看到自己老师家里面硝烟弥漫，烽烟四起的大小“战事”，看到老师也无法自圆其说的现状，到现在可以理解我的这些老师家人，对他们期盼的真实意图，空想社会主义的最终，还是另一和空想，永远与现实没有关系，更改变不了什么，如此的下去，就等于是永远的清贫，谁愿意，谁有如此之高的境界，去承受这些。

其实，我知道他们同样是希望有一天会改变这种现状，他们也试图努力过，记得堆放在郭老师家客厅里面的数十箱葡萄酒，就是试图用这种加价变卖的方式，挣得一点“外快”，可以短时间里面，改善一下那最清贫的生活现状，遗憾的是我们都没有经商的脑子，那及时向红酒最终还给了“批发”给我们的客户。我曾经写到过的炸酱面，那时候吃这样的饭，对我们当时而言，已经是一种奢侈，那炸酱面里面肉丁少得可怜，买几毛钱的肉，只好用廉价的黄瓜和元葱充数，多放一些甜面酱，就是这样大家感觉到是无比的心满意足。

在我们的圈子里，老师和学生，一个比一个清贫，相比之下，我还算是一个“有钱的人”，但是，更多人不知道，自己口袋里的那点“碎银子”，也是克扣家里面的生活费，从掌柜的那里舔着脸要的，幸亏家里面掌柜的结婚后与父母住在一起，岳父岳母承担了我们平时的生活费用，假如我们自己住的话，清贫的程度，估计与自己认识的那些文友差不多，那时候自己还可以口袋里，拿出一块两块的款项来，圈子里其他的人，不夸张的说，三毛两毛都没有，捉襟见肘的事情司空见惯。

更何况，在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样具有实力的企业家，愿意帮助那些有潜质，有真学识，有影响的的文人，知道这些文人的要求非常之低，遗憾没有一个愿意伸出手帮助他们从暂时的困难中走出的人，这种悲剧性的结果，对我是一种恶性刺激。精神的支撑固然重要，但是，物质的最基本的保障，同样是文人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

领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夜校同学王惠青，是八十年代上夜校认识以后，关系最好，走动最多的一个人，他不幸的“身世”，同样也是给我带来了震撼，他的才分，他的阅读，他对作品独到的理解，以及他对文学名著的那种痴迷，还有他那清秀的字体，都成为我愿意跟他一起的理由，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同样倒在了清贫的日子里，就是因为没有钱去看病，到朋友那里讨药吃，他数次到我家里面索要消炎药，也正是这种乱吃药，让病情越来越严重。他突然的去世以后，他曾经在的那个困难企业，拖欠他的医药费，直到三年以后，才“破例”补发给了他家人。

另一个，夜校同学安郁忠，与我的情况相似，以文学青年的面貌出现，迷惑了一些喜欢文学的女孩子，他的女朋友就是在这个大前提下，走进他的生活，当时，我们还为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姑娘而羡慕不已。然而，他们结婚以后，安同学依然沉迷于文学之中，“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谁能忍受这样的男人，就这样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在妻子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离他而去，一度被我认为是最幸福的小两口，就这样分道扬镳，这些都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第二个原因，自己家里面，见到自己的这种疯狂，已经到了临界点，同样到了家里面掌柜的承受力的极限，索性让我自己去选择，一个是回到“人间”，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或者别再让家人操心劳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放飞自己，去做自己想干的事情。这种最后的“通告”，同样成为我自己审视自己曾经做法的必然，也是我做出最终选择的关键时刻，其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就这样简单，自己却以献身文学为假借，来回避对家庭的责任。

从九十年代初，自己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回到了属于自己工作的单位，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家人和单位领导对我“玩世不恭”的看法，当然，这并不是自己再不和老师与文学作品接触了，只是把这种追求，当作自己工作之余的一种爱好，一种定位，与老师结下的友谊，依然是我拥有的最难得的精神财富，到现在他们依然是我的良师益友。

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的时间，自己还会不间断到他们那里讨教，老师们也会经常到我家中，或到我单位里面看望我，大家一起交谈，感觉他们用豁达的胸怀，理解了我的“退出”，也许正是自己这个选择，这种随后的努力，让自己重新找回了在领导心里的最初感觉，在家人和领导的感觉里，我回到了人间，检验了几年后，委以“重任”，使我有一点点能力，为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做点事情。到现在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能够为文化人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小事，才是真正对文化人的一种支持，即便这种支持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一万个精神鼓励，不如一个切实的行动。

也许自己曾竟从清贫里度过，也清楚地看到本不应该清贫，却在静守清贫人的境遇，知道清贫与窘迫，对于一个人意味着是什么，他不应该是文化人的一种生活常态，他们同样应该受人尊重，这个社会应该让这些有思想，有文化，有建树的人，有颜面的活着，所有带给他们的窘迫与艰辛，都是这个社会的悲哀。遗憾的是这种感觉，不过这是自己的看法而已，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自己依然看到一些文化人，正在经历着自己曾经经历的那种清贫与窘迫，人太多了，爱能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