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时常在想这些为艺术献身的学者，到底是靠什么精神来支撑着他们，不管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管自己经受多么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始终没有退缩和停止，即便我们用殉道者来形容他们的这种献身精神，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高贵品质的所在，是一种最执著的艺术追求，他已经从自身的感受升华到了完美艺术的奉献之上，这种奉献是无怨无悔，在奉献中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上的愉悦。

接下来作者介绍的这位，在我看来更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人，不单纯因为她是女人，她是一个母亲，而是她为这项研究工作无怨无悔的那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原本她可以离开，可以在风景秀丽的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她却选择了这份最清贫，最孤单、最艰苦的工作。这位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她被公认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代传人，她就是全国政协委员，敦煌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樊锦诗。

作者一上来写了他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外出帮助同时买东西闹出的笑话，作者写道：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匆匆走进东安市场。费了好大劲儿，她找到了卖衣料的柜台。“请问，有利特灵吧？”“你要买利特灵？”“对。”嘴唇抹得红红的小姐，瞧着这位衣着简朴、素面朝天的中年女士，知道是外地来京的土老帽儿，便带着调侃的语气说道：“同志，您别搞错了。这是卖衣料的地方。利特灵请到药房去买。”

樊锦诗楞了楞，恍然悟出自己闹出了笑话。临来北京的时候，敦煌的一位女青年托她买两米叫做什么利特林或利特灵的料子。她历来对时髦的衣料一无所知，便让那位女青年写在纸条上。谁想到了北京，事情一忙，竟然把条子丢了。（回敦煌后一问，才知让她带买的是“特立林”。）樊锦诗说声“对不起”，转身离开柜台，身后飘来笑嘻嘻的声音：“你识字吗？别把药房人错喽。”

唉唉，轻薄的妞儿！你不知道被你嘲笑的这位中年妇女，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女才子了。可是在莫高窟，却谁也不敢小瞧她。提起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樊锦诗，人们眼里流露得更多是佩服的神情。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敦煌的女儿──尽管她是地地道道的上海阿拉，至今讲得一口原汁原味的上海话。但人们还是愿意这样叫她：敦煌的女儿。自打1963年从北京分配到莫高窟（后来知道，毕业时她可以在北京和上海挑选工作，但是她毅然选择了敦煌），她已经在沙漠里生活了整整四十余年。风沙没有赶走她，困难没有吓走她，丈夫没有权走她，甚至连孩子们娇嫩的童音发出的声音呼唤也没有叫走她。她用自己卓越的才华，丰硕的研究成果，在短暂的人生道路上建造了一座丰碑。

市井百姓更多人，他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现实中，他们用最肤浅的观念，用自己最狭隘的心胸，去看待这些为艺术献身，而失去了对生活享受追求的人，作者用的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赢得读者的笑，而是将这种艺术家在现实生活里的“不合时宜”，来验证了他们对学术，对自己钻研的学术痴迷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我们怎么会理解这些艺术家的价值和贡献，城市人的讥笑，在这里显得非常的龌龊。

谁不想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谁不想不付出心血，便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利益，他们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来源与那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科学家、艺术家、开创者，最基层的劳动者的心血。没有这些人的无私奉献，没有这样铮铮铁骨人的存在，我们的今天不敢想象，我们依然生活在茹毛饮血的年代。

当我看到为了敦煌艺术的研究，这位完全可以留在大城市里的姑娘，却选择了为艺术奉献着条艰苦的道路，丈夫同样是她的同学，他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既当父亲又当母亲，她们也曾苦口婆心地劝为自己心爱的人回到他们身边，但是对于樊锦诗来说，何尝不愿意这样，但是，每当她进入到自己的艺术研究的工作中，她便不能自拔，最后还是组织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将时任武汉大学教授的丈夫动员到了甘肃，到了妻子的身边，两个孩子安排在兰州，用樊锦诗丈夫的话说：敦煌胜利了，彭金章投降了！

每每看到这些，自己总会有一种愧疚的感觉，像对于这些人，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不同样是坐享其成的享受着科学成果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我们在享用，我们在践踏，我们的麻木不仁，就是对他们的一种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