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1月底，广东佛山市委组织部从100名报名者中挑选48名青年民营企业家，分派到36家国企挂职。48人中，超过一半是70后至90后的“富二代”。日前，首批48名青年民营企业家结束了为期半年的国企挂职生涯，恢复了“自由生活”。有人质疑，政府操心干预民企接班人是否有此必要？挂职模式成效几何？（《新快报》5月28日）

为什么要选派富二代到国企挂职？顺德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尹育航称，“富二代接班意识不太强烈”，大约只有四五成富二代愿意子承父业。这很好理解，放着偌大的家业无人继承，富一代们自然忧心忡忡，如今有机会将孩子送进国企挂职，培养他们的“接班意识”，对家族而言，肯定是好事一桩。

而佛山一位政府官员的说法是，“富二代普遍存在信仰缺失、使命感弱、移民倾向强等问题，如不加强教育，资本与人才极易流失到国外，难以企望他们担当起重要的社会责任。”

相当一部分富二代不愿接班，我觉得这算不上什么问题。人各有志，一些富二代不愿走父辈的老路，这很正常，如果志不在经商，却在家族压力下被迫接班，那才是悲催。“信仰缺失、使命感弱、移民倾向强……”这些问题倒的确是问题，但说到底，富二代想不想接班，有没有能力顺利接班，这些都是富一代的家事，政府部门非要居中横插一杠子，有些莫名其妙。

当然，“家事”与“国事”很多时候无法截然分开。作为中国制造业名城，佛山的民营经济增加值超过4000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超过60%。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的生死存亡就是事关一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政府不能不关心。但政府关心民企的发展，是否有必要采取“培养富二代接班人”这种方式，仍然是个疑问。

市场经济的法则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某个家族企业搞不好“接班人”问题，说明其在家族经商人才方面存在短板，如果因此难以为继，甚至倒闭，实属寻常。一些企业被市场淘汰了，自然会有另一些企业填补空缺，不会影响到民营经济的发展大局。任何一个领域，革故鼎新都是生命力所在，政府似应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那些正在酝酿之中的市场新生力量。

佛山民营经济占GDP份额较大，是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这或是当地政府对“富二代接班”情有独钟的内在原因——只要这些民企不倒，地方财政就是财源不尽滚滚来，因此能扶就要扶一把。其实，这也有点杞人忧天——只要市场竞争是充分的，市场规则是公平、有效的，民营经济自然就会健康发展，老企业固然可以为地方财政继续增砖添瓦，新企业的贡献没准儿更大。如果有富二代不愿接班，而打算另起炉灶，政府不是更应该鼓励吗？

由政府出面，安排富二代到国企挂职，还存在一个程序正义问题。这些富二代到国企挂职，一般出任中层管理岗位，有的直接被任命为副总经理。如今国企招人，哪怕一个普通职员，也是要公开招聘的，更何况管理岗位？如果富二代高管决策失误，谁来埋单？国企为全民所有，哪有动用公共资源为富二代“练兵”的道理？

有专家认为，国企管理机制较为僵化，富二代到国企挂职，很难学到真东西。我倒觉得未必。国企、民企各擅胜场，如果富二代有心要学，总是能学到一些东西的。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富二代能否学有所成，而在于富二代的“学”本不是政府该操心的事。富二代学经商，可以靠自己在市场上打拼，可以上自费的培训班，还可以去读MBA。

新一轮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经济面前，政府应学会“无为而治”，这里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安排富二代到国企挂职，就属于过度作为、微观干预，把民企的家事当成政府的事给办了。

我们经常津津乐道于国外一些家族企业数百年屹立不倒，反观国内的民企，总是“富不过三代”，因此民企“接班人”问题这些年受到社会极大关注，人们对富二代普遍怀有期待，希望他们能够继承父辈的创业精神、创富才能，能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中国民企多为家族企业，但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与“富二代接班”并无必然联系。有志于接班的富二代，不是说接了班就万事大吉了，还需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就算富二代不想接班，也不意味着家族企业就办不下去了，还可以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进而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但这些事情具体怎么做，何去何从，是富一代和富二代的事，政府就不要太操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