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深粮集团从湖南采购上万吨大米，经检验该批大米质量不合格，重金属含量超标。随后，深粮集团因大米涨价又将该批大米销售。媒体称，湖南产大米屡次被检出镉超标，多批产品属于不合格产品。质量监督中心称，如消费者食用此类不合格产品，引发癌症的风险增大。（《南方日报》2月27日）

几乎所有的食品安全事件，追问到最后无非两个原因，一曰“企业无良”，一曰“监管失灵”。国人一再面对这样的“定律”而束手无策，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万吨毒大米进广东，涉事企业将“无良”二字演绎得淋漓尽致，且颇有戏剧性。

无论是湖南的一些粮库，还是深粮集团，对湖南产大米的质量问题都是心知肚明的，然而一方生产、供货，一方进货、销售，多年来配合默契、心照不宣。直到2009年下半年广东市场上粮价跳水，深粮集团将湖南产大米送检查出镉超标，双方的“蜜月”才出现裂痕。

在深粮集团看来，大米镉超标当然是湖南方面的问题，生产有毒大米坑害广东人民。可湖南方面不这么看，湖南的一些粮库认为，深粮集团将大米送检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其心可诛”——此举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是故意找湖南大米的茬儿，目的是压价，要不然为何之前从不送检，单挑粮价跳水的节骨眼上送检？

后来的事实证明，双方均非“善类”。经过双方一番协调，上万吨毒大米既不是就地销毁，也没有退货，而是“双方各让一步，粮库也降了一点价”。就这样，这批毒大米在粮价由跌变涨之后顺利进入广东市场，有的变成了百姓餐桌上的主食，有的做成了米粉，有的变成了啤酒。

于是我们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米被检出镉超标之后，监管部门就好像人间蒸发了，怎么处置这批毒大米，完全变成了企业的事情。企业当然是以“利润最大化、损失最小化”为办事原则，因此在深粮集团和湖南一些粮库重归于好、达成共识之后，万吨毒大米就进到了广东百姓的肚子里。

大米被检出镉超标之后该怎么办，按理说是有章可循的，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是，深圳市的质监部门在拿出一个检验结果，并给出一个“不能储备，只能用于工业用途”的建议之后，就撒手不管了。无论是销毁、退货还是用于工业用途，总得有职能部门监督企业执行吧？当然，质监部门可以说这是工商部门的事，我们只负责检验，但将情况通报给工商部门总是应该的吧？

回到毒大米的原产地湖南，监管更是形同虚设。在“粮库”这个说不清是官是商的地方，质量监督如同儿戏——湖南的一些粮库自设“质检科”并得到官方认定，因此从来都是自己检验自己，从来就没有不合格的。若有客户提出第三方检验的要求，也是轻松搞定——“只要价钱出得高，质监局的检验报告不是问题。”

监管体系的碎片化，加之一些职能部门失职渎职，无良企业想钻空子就变得易如反掌。

万吨毒大米进广东如入无人之境，再次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屡屡失灵的症结，即“龙多不治水”。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权分散在农业、质监、工商、药监等多个部门。以农牧业产品生产消费链为例，农业部门管理农产品种养环节，质监部门管理加工环节，流通环节则由工商部门负责，最后的餐饮环节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把关。由于涉及的监管部门和环节太多，且力量分散，因此多头监管和分段监管体系难以避免缝隙和盲区，进而造成部门之间责任不明确、互相推诿，使得食品安全事件一再发生。

近日从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传出消息，新一轮大部制改革中，对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整合将成为重点之一，更有知情人士透露，一个名为“市场秩序监管总局”的机构可能被设立。对被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弄得心惊肉跳的国人而言，这无疑是个重大利好消息，愿此项民众吁呼多年的改革举措早日变成现实，至少从制度设计上实现对食品安全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无缝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