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作家王小波在一篇小说的序言中，谈到自己为什么要写作，他把自己投身于文学写作称之为“减熵”。热力学中有一个“熵增原理”，意指孤立系统总是自发地趋向于熵增，把这个概念引伸到社会学中可以这样理解：顺潮流而动是“熵增”，反其道而行之则是“减熵”。由于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总是趋利避害的，所以“减熵”现象极为少见。学经济出身的王小波在“经商热”席卷全国的年代干起了没什么钱途的文学写作，所以就是“减熵”。

国考热肯定是一种“熵增”现象，这个用不着多做解释。时值2013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共科目笔试结束，关于国考酸甜苦辣的新闻铺天盖地，有IT业精英放弃15万年薪考公务员，有开宾利车的小伙子被未来的丈母娘逼着考公务员，还有北漂放弃梦想回乡“拼爹”当公务员。总之，热度一年高过一年的国考将“熵增”现象发挥到极致，一再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强烈暗示：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

昨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个国考热中难得一见的“减熵”案例。河南男子刘献炜曾考入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但后来放弃这份工作改卖蔬菜，现在是一家生鲜店的老板，他的父亲因此与其断绝来往。刘献炜说，他当年放弃公务员，一是每天干的不是所学的；二是行政单位论资排辈，需要长时间苦等；三是亲戚朋友利用他的工作找他办事，不办得罪人，也没能力办。

在刘献炜的父亲看来，刘献炜从一个坐办公室的变成一个卖菜的，简直不可理喻。其实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想法。所谓“人往高处走”，人们总是认同社会地位更高、薪酬福利更稳定的职业，更何况在现实语境中，社会资源分配以权力为主导，公务员的隐性收入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年薪15万也好，价值500万元的宾利车也好，也不敌一个铁饭碗。刘献炜放弃公务员改卖蔬菜，显然不符合“趋利避害”这一人之常情。

如果眼光放得更宽广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刘献炜身上的“减熵”现象并不是孤例。日前媒体报道，曾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数篇论文的清华博士生萧杨，决定放弃留校继续做科研的机会，与北京一所中学签约当数学老师。他的行为同样不被理解——萧杨的导师说，萧杨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学生，现在放弃科研去当一名中学老师，“中国甚至世界可能会失去一个优秀的科学家”。

能当公务员的人去做菜贩，能在高校搞科研的人去做中学老师，在世俗的眼光中无疑是“趋害避利”。不过当事人并不这样认为。在刘献炜看来，当公务员是个枯燥乏味的苦差事，而“自己的梦想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吃上放心菜”；清华博士生萧杨说他放弃做科研的唯一原因是“没兴趣”，“我很喜欢教会别人知识的那种成就感”。换言之，刘、萧二人追求的不是世俗名利，而是性灵的自由。用王小波的话说，在这些人身上，我们就看不到水往低处流、苹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这样的“熵增”现象，看到的现象相当于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

从历史上看，“减熵”从来都不可或缺。举例而言，在历史的某些阶段，认为太阳围着地球转是“熵增”，认为地球围着太阳转是“减熵”；认为上帝造人是“熵增”，认为猴子变人是“减熵”；安于现状、苟且偷生是“熵增”，为变革而流血牺牲是“减熵”……哪一种现象更有利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是早就被历史证明了的。

王小波曾用一句相当刻薄的话形容“熵增”现象：“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当然不能说追名逐利就一定会变成粪缸里的蛆，这也是社会前进的动因之一，但一个社会单有“熵增”是不行的，至少是不思进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