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下午14时许，一名男子闯入位于广西平南县平南镇水果街一幢名叫“红苹果午托”的居民屋，用柴刀将屋内16名小孩砍伤，其中3名小孩经抢救无效死亡。犯罪嫌疑人吴业昌被迅速赶到现场的警方当场抓获。据吴业昌供述，2012年7月前，其在广东打工不顺返回平南家中后，心情不好产生厌世情绪。（《北京晨报》9月23日）
    2010年3月23日，中年男子郑民生在福建南平实验小学校门口连续砍杀正在排队进校的无辜学生，致8死5伤。惨案当时引起社会巨大震动，教育部专门发文要求各地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加强校园安全防范措施。
    吴业昌案与郑民生案的案发原因如出一辙，均是犯罪嫌疑人因个人际遇不佳导致仇视社会乃至报复社会。郑民生与原工作单位领导有矛盾，辞职后谋新职不成致心态扭曲；吴业昌则是因打工不顺产生悲观厌世情绪。
    就连两名凶犯作案前放出的狠话也惊人相似。郑民生说：“我要自杀，我一个人死不行，要拖几个人一起死。”吴业昌的想法则是：“既然生前自己不开心，死后也要一帮人不开心。”
    郑案事发地叫“南平”，吴案事发地叫“平南”，听上去像是惨剧在轮回。这无疑加深了惨剧压在人们心头的沉重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困惑：为何类似惨绝人寰的悲剧一再发生？
    “轮回”的不仅仅是有诸多雷同的凶杀案本身，还有网上的舆论。除了对滥杀无辜、灭绝人性的指责，我们又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是社会把好人逼疯了。”“他为什么不去杀贪官？”并且，这样的声音不在少数。
    两年多时间过去了，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
    “社会把好人逼疯”这种说法，让人深感不安。郑民生、吴业昌这种人，不管他们在生活中遭遇了怎样的挫折，命运对他们有多么不公平，也无论如何称不上“好人”。只有最懦弱、最胆怯的人才会把屠刀伸向与自己的遭际无关，且毫无还手之力的孩子。用屠杀更弱小之生命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人类最可耻的行为。
    一个人的悲剧以及给社会和他人造成的悲剧，人们通常会反思其原因。社会公平制度的不健全的确是诱发一些犯罪的深层原因，但每一个人的生存际遇都是社会与个人双重作用的结果，过份强调社会责任或者过分强调个人责任都是片面的。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度建立起玉宇澄清万恶消灭的理想社会。在一个因社会转型而出现种种问题的时代，即使有黑暗，每个人依然可能建立使自己幸福的价值观、伦理观，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与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
    要避免类似惨案发生，整个社会当然要作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努力，譬如减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区心理干预等等，这些工作应该主要由政府承担。然而，我们也需要检省自己，人人都有责任反省：如果我憎恶这个社会中的恶，那么我为消除其恶、增进其善做过什么？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他人是天堂还是地狱，有时候全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对陌生人遭遇不幸的漠然，很可能瞬间在其心中凝结成怨恨。当我们对遭遇横祸、躺在血泊中的路人熟视无睹时，当我们开着车无所顾忌地闯红灯而安之若素时，殊不知仇恨的因子已经种下，而我们已经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只要还有一个人不幸福，我们也无法安然享有自己的幸福。
    不要以为我们离郑民生、吴业昌有多远。那些痛恨郑民生、吴业昌们将屠刀指向幼儿，但坚持认为“何不去杀贪官”的网友，又何尝不是五十步笑百步？郑民生、吴业昌们将自己的不幸归罪于社会和他人，但我们是否也常常将种种失意的原因轻易从自身撇清，简单代之以社会不公？郑民生、吴业昌们时常病态地怀疑周围人对自己图谋不轨，而我们又何尝不是经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他人？当这种情绪在全社会泛滥时，杀童惨案是否就有了一再诞生的土壤？
    人性是复杂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使人们成为“天使”而非“魔鬼”，政府有责任，个人也有责任，两者的责任一样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