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湖北麻城市顺河镇3000余名学生需要自带课桌报到。据悉，整个顺河镇有5000多名学生，开学前约2000套新课桌被分配到镇上的一所希望小学和中心小学，仍有3000余人缺乏课桌。有的学生因此把茶几拿来当课桌，而留守儿童只能由年迈的奶奶扛桌子为其报到。（《长江商报》9月3日）
    看了这则新闻，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30多年前，童年往事历历在目。
    新闻发生的地点，我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湖北麻城就是我的老家，顺河镇则是我童年时代生活了半年的地方。
    30多年前，麻城市还叫麻城县，顺河镇还叫顺河乡。彼时，麻城县是国家级贫困县，顺河乡则是离县城最远、最穷的一个乡。地名的“升级”，通常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我的家乡这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应该是在1980年前后吧，那时我在县城读小学，我父亲在顺河乡当乡干部，记不清是乡长还是副乡长。那一年，我母亲被她所在的县棉纺厂派到武汉学习半年，我和我哥就成了没人管的孩子，只好到顺河乡的学校插班。我上顺河小学三年级，我哥上五年级。
    插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课桌问题。顺河乡的学生都是自带桌椅板凳上课，乡长的儿子也不能例外。那时候乡干部也什么特权，我父亲请了一位木匠打了两张课桌，一共花了30元。那时候我父亲一个月工资才40多元，一半要寄给我母亲养家糊口，因此为了打这两张桌子还找同事借了钱。
    我和崭新的课桌一起到顺河小学报到时，引来了同学们惊羡的目光。相比之下，他们的课桌破旧不堪，不是缺角就是断腿。上课的第一天，我在课桌上用小刀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倒不是为了以示“本桌专享”，而是怕人偷，留个记号。我们的教室连把锁都没有，几乎每张课桌上都刻了名字。
    半年后，我和我哥回到县城。顺河小学的苏校长很为难，因为学生自带的课桌毕业时都是要带走的，上初中接着用，而我和我哥是特例，县城的中小学用不上这个。父亲很大度地说，两张桌子就留给学校了。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很心疼，30块钱呢，够我们一家四口一个月的伙食费，才用半年就送人了。
    几年后我父亲调回县城工作。每到春节，苏校长都要从顺河乡坐上四五个小时的车，带上一麻袋的板栗，来我家拜年。每次来苏校长都会对我母亲说，老乡长是个好人，还给学校送课桌。2007年父亲过世，我回家奔丧时还看见了苏校长，那时他已经60多岁了，白发苍苍。苏校长在顺河小学当了30多年的校长，一辈子一贫如洗。
    30多年过去了，随着年岁增长，家乡渐行渐远，我回老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至于顺河，自打小时候在那里借读半年后再也没去过。这些年，无论是整个国家，还是我的家乡——已经由县变市的麻城，都发展得太快，想必由乡变镇的顺河，也早已今非昔比。在我印象中，童年时代短暂的自带课桌上学的经历，仿佛已经是好几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直到看了这则发生在2012年9月的新闻，我才知道，纵然沧海变成了桑田，有些事情却一直没有变。关于顺河的课桌，原来还有许多我以前不知道的故事，比如课桌就像个传家宝，父亲用过了儿子接着用，哥哥用过了弟弟妹妹接着用，修修补补，一直传到今天……以此推断，30年前那张刻着我的名字的课桌，应该还在发挥它的作用吧。
    新闻中，顺河镇一位送孙女报名的老爷爷说：“希望在活着的时候，能看到孩子们不再扛着课桌去上学。”读之潸然泪下。我无法想象，义务教育发展到今天，在我的家乡，居然还有学校不能为孩子们提供一张课桌。
    数日前，《中国青年报》报道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上，一位来自贵州的乡村小学校长感慨：“我们村离县城至少差20年，县城离北京又差了50年。”当时我还觉得这位校长说得太夸张了，今日始信此言非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