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获得了“准生证”。日前教育部向广东省政府发出通知，正式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部要求南科大遵守基本教育制度，学校由广东省领导和管理，经费由广东统筹安排解决。南科大的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8000人。（《新京报》4月25日）
    对于南科大获准正式建立，坊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则以喜——南科大“转正”，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教育部对南科大办学思路的认可，南科大有望在高校改革之路上狂飙突进；一则以忧——教育部在颁发“准生证”的同时，对南科大提出了诸多要求，比如要求它遵守《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基本精神，学校新专业的增设和专业结构的调整应按教育部有关规定办理等。这很容易被解读为南科大接受了教育部的“招安”，从此臣服于体制内。
    我觉得“招安”这种说法其实是个伪命题。翻开南科大长达5年的筹办履历就会发现，它从胚胎时期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2007年3月，在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南科大此后的筹办过程，包括经费来源，一直由深圳市主导。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南科大的出现，是深圳市想在自己的地盘上搞一块“教育特区”，并得到了教育部的默许。打个不怎么恰当的比方，南科大有点像清朝末年的“新军”，虽然搞的是不同于“旗营”、“绿营”的西式训练，但吃的依然是“皇粮”，依然在“清兵”的体系之内。
    换言之，南科大虽然是个可以被称之为“高等教育试验田”的新生事物，但它本身就是体制的产物，或者说是体制进行自我改革的产物，从来不曾“落草”，自然也谈不上被“招安”。可能是因为南科大抛出了“教授治校”、“学术自主”、“去行政化”等先进办学理念，加之其筹办过程中采取了“全球海选校长”、“自主招收45名高二学生”等非常规做法，让很多人产生了某种错觉，认为南科大有望成为超然于体制之外的“另类”，如它此前所宣称的，要建成“深圳版的香港科技大学”。
    从“一直都在体制内”来看南科大，这所学校曾经让人们产生的种种纠结就很容易理解。比如朱清时校长连给自己买一台办公电脑都要向政府有关部门报批，再比如南科大校董中有一半是厅局级以上官员……这一切都是体制使然。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南科大“一直都在体制内”就感到悲观甚至绝望，毕竟体制内的改革也是改革，戴着镣铐的跳舞也是跳舞，因此对于南科大的未来，还是可以持有谨慎乐观心态。
    我觉得首先需要肯定的在南科大问题上有关各方的改革意愿。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教育部归于体制内的“守旧派”，是南科大改革的天然阻力。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对于南科大所做的一切，教育部从未明确表示反对，甚至在多个场合表示过“重视”、“关注”、“支持”。当然，相比改革姿态更加积极的深圳市和改革理念超前的朱清时校长，教育部显得有些墨守成规，但这是它自身所处的位置所决定的——教育部在推进南科大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全局”，因此瞻前顾后是必然的。
    其次，我们不能认为妥协就是失败。某种意义上说，一切改革都是妥协的产物，尤其是体制内的改革，主导者肯定要顾及到各方利益的平衡。南科大获得“准生证”，前提条件是“不逾矩”，要遵守现行教育体制的基本游戏规则，这让不少人觉得心灰意冷，认为南科大自此“泯然众人”。其实这也不是绝对的，一来现行教育体制并非铁板一块，近年来已有松动迹象；二来教育部既然容忍南科大这个“另类”生存于体制内，也是想借此推动制度改良。
    因此，若教育部、广东省、深圳市、南科大等有关各方形成良性互动，南科大的存在及发展之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仍有不容小觑的积极意义。南科大能否有所作为，能改革到什么程度，既取决于南科大能否最大限度地坚持自身办学理念，更取决于官方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的开明程度。
    还是要说到清末的“新军”。我觉得教育部当下看待南科大的心态颇有几分像当初清王室看待“新军”的心态，有些首鼠两端：一方面寄希望于它实现“强兵”，另一方面又担心它与生俱来的“反骨”对既有利益格局构成冲击。其实担心是无济于事的，中国高等教育积弊重重，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而对改革风险的掌控，最关键的地方不在于限制新生事物的生长速度，而在于自身的同步进化——是让自己进化为改革的引领者和助推力量，还是退化为改革道路上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