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一次死亡3至9人较大事故的，给予县（市、区）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免职处理……发生一次死亡5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或者一年内发生两起一次死亡30至49人特别重大事故的，给予省辖市市长、分管副市长免职处理。”河南省政府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补充意见》，启动严厉的煤矿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机制。（《东方今报》5月9日）
    河南省出台的这个“补充意见”，简而言之，就是官儿越大，手里捏着的“矿难死亡指标”越多——市长49人，县长29人……依此类推。如果矿难死亡人数超过了这个“指标”，对不起，先摘了官帽再说。
    将矿工生命与官员乌纱帽挂起钩来，这么做的好处是，“量化”了问责官员的标准，使问责变得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据说是一种高超的管理智慧。
    可以肯定，这么做对各级官员有一定震慑力，但用矿工生命来“量化”官员责任，总让人觉得有一种血淋淋的味道。规定死亡50人以上市长免职，从字面上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一个市长的官帽相当于50名矿工的生命——这显然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再大的官帽也无法和人的生命进行价值对比。当然，你可以说这是误解，是在钻牛角尖，规定的本意并非如此，但公众有这种“误解”，至少说明规定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除了死亡人数之外，我们就找不到其他的问责依据了吗？
    伤害公众感情倒在其次，重要的是该规定有欠严谨，经不起推敲。矿难死亡50人市长就要被免职，如果死亡49人则官帽可保，其依据是什么？少死一人就足以证明市长本应承担的责任有所减轻吗？这恐怕是制定规则者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
    再有就是，官员乌纱帽与矿难死亡人数挂钩，极易诱发瞒报事件。眼下就有一例：近日发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的“4·26”矿难被证实存在瞒报行为，相关官员被免职。有意思的是，黑龙江省联合调查组仅用一个晚上就查明了事实真相，而此前鸡西市有关方面经过4天调查却一无所获。4天与一夜，仅仅是工作能力的差别吗？非也，记者采访中，鸡西市一名官员的“提醒”泄漏天机：“今年是地方政府的换届年，出了事故不好办，请你关照一下。”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官帽。河南将官员乌纱帽与矿难死亡人数挂钩，更是加固了瞒报利益链——官员基于个人现实利害考量，难免会产生“捂盖子”的冲动，想法设法将矿难死亡人数人为控制在“指标”之内。
    矿难发生后对地方官员进行问责是事故善后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惩前毖后的必要之举，但问责力度应依据责任大小、主次来核定，而这些与矿难死亡人数并无必然联系。以死亡人数作为问责官员的依据，这种“化繁为简”的做法，既有失公允，又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窃以为并不可取。
    再者，事后问责于遏制矿难固然不可少，而从减少和预防矿难发生的角度看，问责前移更为重要。去年以来，中央政府就矿山安全生产出台了若干举措，比如推行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加快井下应急避险系统建设等等，这些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均可作为检验地方官员失职与否的标尺和问责依据。我们不能总是等到出了人命再问责，而不出人命就“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