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经过修改后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再次全文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今年1月29日，国务院法制办曾就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同一个立法项目，两次面向全国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在行政法规立法中极为少见。如履薄冰般的立法进程，既体现出立法部门非同寻常的审慎，更说明该条例事关重大，以及各有关方面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缠所形成的剧烈博弈。
    无论是和现行拆迁条例相比，还是和第一次征求意见稿相比，新条例草案第二稿在诸多重大问题上的进步都相当明显，比如规定拆迁补偿不得低于市场价、拆迁不得使用暴力手段、明确取消开发商拆迁资格、回迁须回原地或附近等，这些条款对于保障被拆迁人合法权益、遏制屡禁不止的暴力拆迁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取消行政强迁，代之以司法强拆，被有关专家解读为新拆迁条例第二稿的“革命性成果”。政府作为房屋征收主体，与被拆迁人在法律上地位是平等的，赋予其强拆权显然有失公平；此外，房屋作为公民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对公民房屋的征收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和法定程序进行，因此，政府在认为有强拆必要时，申请法院裁决，由法院强制拆迁，这样的规定在法理上站得住脚的。
    但就是这个法理上并无问题的“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引起了相当普遍的担忧。很多人认为将强拆的决定权和实施权由政府转交给法院是“换汤不换药”，倒并不是因为怀疑法院和政府一样有土地生财的逐利冲动，而是觉得当下中国的司法部门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有可能只是换了一个名目，也即，行政强拆仍将披着“司法强拆”的外衣进行。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现实中，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严重受制于当地政府，不论是经费、编制、人员还是办公场所，都有赖于地方政府的支持。有道是“吃人家的嘴短”，靠地方财政吃饭的法院，在事关地方政府重大利益的拆迁问题上能否成为中立、公正的第三方，的确令人担忧。从既往经验看，一些地方法院视强拆为“烫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部分地方法院为了防止引火烧身，甚至要求法官拒绝受理相关案件，使被拆迁人投诉无门。参与新条例草案起草工作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透露，“法院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认为取消行政强拆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以此看来，法院系统面对“司法强拆”仍存畏难情绪，这个问题不解决，取消行政强拆这一“革命性成果”在实践中必然大打折扣。
    新条例二稿中引发较大争议的还有一个“危旧房改造”问题。二稿将一稿中有关危旧房改造需经90%被征收人同意和补偿方案需征得三分之二以上被征收人的同意、补偿协议签约率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方可生效的规定，修改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旧城区改建应当纳入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经市、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新京报》昨日发表的社论认为，这是立法的退步，理由是它将危旧房改造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了地方政府，等于剥夺了被征收人的抗辩权。
    危旧房改造是否可以认定为公共利益，应该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来认定，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在这个问题上我认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先生的观点：“90%同意”有可能会出现多数人暴政，怎么能让别人决定我的房屋的命运呢？二稿中的相关规定并不是将危旧房改造的决定权交给了地方政府，而是交给了地方人大，这一制度设计从理论上说优于“90%同意”。但此中存在的问题与“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一样，如何保证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地方人大能够真正恪守职责，敢于对地方政府认定的“公共利益”行使监督权和否决权，而不是只充当听听报告、举举手的“像皮图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如何遏制暴力拆迁和如何认定公共利益这两大关键问题上，新条例草案二稿都作出了理论上的有进步意义的修正，但“有进步意义的理论”真正落实到现实中，还有赖于人大、法院切实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成为政府的有效制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