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长沙晚报》9月28日报道，湖南省推出全国首个Credit SPMS学校智能绩效考核管理系统，令润物细无声的师德可以“以量计算”。该系统共有6个大指标，其中师德居首，总分为25分，占到教师绩效考核总得分的1/4。师德考核又细化为“体罚、变相体罚造成严重影响的”、“以权谋私造成重大影响的”等10项量化标准，每违犯一项，视情节扣5到25分，后果严重者取消当月奖金。国庆后，这个系统将在全省中小学推广。
　　此前已有江苏、湖北等多个省份明确表示要将教师绩效工资与师德挂钩，但如何让师德成为和金钱一样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东西，无疑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现在，湖南出台了第一个量化文本，姑且不论这个文本是否科学，将师德列为考核教师的最重要指标，同时在考核管理系统中剔除升学率指标，仅就这两点而言，笔者认为湖南的做法至少从理念上具有进步意义和积极的导向作用。
　　近一段时间坊间关于师德量化的争议颇多，总体说来持怀疑态度的观点居于上风。反对者的立论主要基于四点，一是“师德岂能论斤卖”——师德无价，不应该沦为可以量化并能够兑换成金钱的资本；二是师德属于道德范畴和精神层面的东西，很难量化；三是一旦师德被量化并兑现为教师的绩效工资，由于道德评价天然存在主观性因素，极有可能出现由于师德评价的不公平所造成的教师收入的不公平，其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四是如果连师德也被沾上了铜臭味，将导致教师这个群体功利化，而且会传染给被教育者。总之，此举万万不可行，行则大乱，师德不复存焉。
　　这些怀疑和担心都有道理，但是，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两个问题。其一，教师虽头戴“人类灵魂工程师”之职业光环，但并非天然的道德完人，具体到教师个人，师德有高下之别——汶川地震中既有舍生忘死抢救学生的谭千秋老师，也有大难来时第一个冲出教室的“范跑跑”。其二，教师的工作职责是教书育人，其职业特殊性决定了师德相较于其他行业的职业道德必须是更高层次的。如果我们承认人性有善恶，承认师德的极端重要性，那么采取适当的方式来奖励那些师德高尚的教师，惩戒那些师德有亏的教师，无疑是很有必要的，而这其中就包括物质奖励，绩效工资可视为其中一种。以物质奖励的方式来表彰道德领域的先进人物，并不存在所谓“铜臭”的问题，君不见，在今天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设立了见义勇为基金。
　　所以，师德量化在“价值理性”上完全说得通，困境在于“工具理性”，即师德如何量化，又由谁来掌控评价的尺度。其实这个问题并非无解，就好比孝道也属于道德范畴，但现实生活中也是有尺子来规范的——法律不仅规定了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而且当这种义务被恶意逃避时，法律可以强制要求履行，其标准往往也是一定数目的金钱。当然，由于师德评价的主观性更强——同一个教师，同样的行为，在不同人眼中，其师德高下可能有天壤之别，这无疑给标准的制定增添了难度，但有一些公认的突破职业道德底线的行为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惩处，就比如湖南的师德量化标准中所列举的体罚、变相体罚、乱收费、以权谋私等。
　　当然，湖南出台的这个标准并非完全实现了师德量化，比如相关考核指标的表述中大多带有“造成严重影响”这样的附加条件。何谓“造成严重影响”？这种主观色彩比较浓厚的评判势必给实际操作带来一些问题，的确有可能出现评价不公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说，师德评价根本不可能实现完全量化，肯定会存在一些模糊地带，若想让这些模糊地带更清晰，更透明，更接近于客观真实，评价主体比评价标准更重要——严重不严重由谁说了算？是由校长说了算还是由别的什么人说了算？如果师德量化沦为学校行政体系的一言堂，则其害不小。
　　日前南京二十九中开展了一次师德量化大研讨，有的老师“现身说法”表示对师德量化的担扰，也可以说是一种期待。比如该校初三年级一位班主任说，她自掏腰包给学生买午睡枕，这样一来孩子们午睡时膀子就不会被脑袋压疼了，此类贴心的小举措如何在绩效工资上有所体现呢？这位老师其实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名老师的师德如何，作为受教育的主体，学生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他们是师德的最直接感受者。有了“师德量化标准”这把丈量师德的尺子，还要看尺子掌握在谁手里，笔者以为，学生、家长以及关心教育事业的社会人士皆可成为师德的评价主体。
    师德量化也可以理解为将精神层面的东西物质化，主观感受客观化，这在今天并不稀奇，比如幸福指数就是用一些数字来衡量居民的幸福感受，只要标准合理，程序公正，过程公开透明，它是可以真实反映某种状况的。故此，对于师德量化，笔者乐观其成，试一试总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