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齐国的邹忌是个美男子，有一天早上他穿戴好衣帽，问他的妻子：“我与城北徐公比，谁更美呢？”他妻子说：“您美极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邹忌又分别问他的妾和来访的客人，结果得到了相同的答案。邹忌亲眼见到徐公之后，发现自己远不如徐公美。这件事让邹忌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的妻子认为我美，是因为偏爱我；妾认为我美，是因为害怕我；客人认为我美，是因为有求于我。”后来邹忌用自身的经历教育齐威王：不可偏听偏信，要善于采纳各方面的批评建议。
　　《战国策》里记载的这个故事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尽人皆知。近日发生在广东省廉江市的一件事儿可视为“邹忌比美”的现代版——该市公推竞选副科级领导干部，在面试环节中，邀请竞选者家属前来接受询问：“你的儿子孝顺吗？”“假如你的丈夫很有才华，但长期怀才不遇，你认为他应该怎么办？”（《人民日报》4月10日）
　　笔者理解廉江市此举旨在考察官员的品行道德，但从“邹忌比美”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得知，廉江市组织部门恐怕难以从竞选者口中听到真正有价值的回答。官员和家人本是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算官员道德有亏，又有几个家人傻到实话实说？
    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如何，自然于他能不能做一个好官干系甚大。纵观吾国之历史，在儒家“以德治国”、“以孝治天下”的思想浸润下，“以德选官”是个长盛不衰的传统。比如汉代的“举孝廉”，它规定每20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敬父母，行为清廉，“孝”的重要性尤在“廉”之前。但中国传统社会所宣扬的道德十之八九都是“私德”，比如孝敬父母、夫妻和睦、怜老爱幼等，并非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公德”。即便是“忠君”，也是“私德”之一种——在封建社会，朝廷不过是放大的家族。在这方面，梁启超有过精辟的论述：“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然而，“偏于私德，而公德阙如”，“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
　　古人看重为官者的私德，也是基于儒家“推己及人”的思想：一个人孝敬父母，那么可以期待他视民如父母，私德可以转变为公德。但这个美好愿望并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必然性，孝敬父母而鱼肉百姓的官员也不是没有——安徽巨贪肖作新就任阜阳市市长仅17个月就非法敛财上千万元，而此人竟是个远近闻名、有口皆碑的大孝子。
　　廉江市组织部门将“问官德于家人”的做法称之为“创新”，笔者却从中闻出了些许腐朽的味道。私德并非不重要，一个人私德好，可以期待他独善其身，做一个善待家人、朋友的好人，但要兼济天下，只怕还远远不够。官员是为公众服务的，所以考察一个官员的道德水准，自然应重点看他的公德，譬如公共观念、法制观念、责任意识、志愿意识、自律性等等。这些方面的表现如何，不必问他的家人，而应问他服务的对象——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