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具体是发生在哪一年的事情了，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正在读初中。有一天放学回家，一进家门就闻到一股诱人的鱼香味。那时候家里还很穷，不是逢年过节或贵客临门，一般吃不上鱼肉。我流着口水探头探脑地摸进厨房，发现母亲正在熬一大锅鱼汤，汤面上漂浮着十几条银白色的小鲫鱼。母亲说，今天咱们家响应政府号召，吃爱国鱼。
　　那天吃饭的时候，全家人大快朵颐，吃得格外的酣畅淋漓。买这些鱼差不多要花掉了父亲一周的工资，但父亲毫不心疼。这可不是一般的鱼，是爱国鱼啊！不吃就不爱国，多吃多爱国。饭后大哥问我吃了几条爱国鱼，我说3条。大哥骄傲地说：“我吃了4条，我比你爱国！”为此我愤愤不平了好几天——我承认大哥比我能吃，但也不能就此证明他比我爱国。
　　这件事过去二十多年了，大哥和我都已人到中年，早明白了爱国和吃鱼是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儿的两码事。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近一个月以来听到不少惊世骇俗的观点，让我有时光倒流的感觉。这些观点都与爱国有关——首先是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在一个财富论坛上声称“现在买房就是爱国”，继而有韩保江、窦勇两先生在《瞭望》新闻周刊上发表雄文《积极消费就是爱国》，而后是合肥的官员在电视节目上高呼“买房就是爱国”，更有北京市的政协委员建议发动一场爱国消费、扩内需、救中国的运动，让每个人、每个单位把一年的收入都进行消费。
　　韩保江、窦勇两位先生教导我们说，“爱国不仅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行动。”此言甚是有理，而且从古至今，中国人都是这么做的——古代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屈原忧愤跳江；当代有饿死不吃救济粮的朱自清，留须罢唱的梅兰芳；近年来有大学生因我驻外使馆被炸愤而走上街头游行，因法国总统接见达赖抵制家乐福——这样的举动虽然未必理性，但你不能否认这些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可是纵观这些爱国行动，大多与买房之类的消费行为无关。
　　老百姓要不要买房，要不要消费，一般取决于三点：一是自己有没有这个需要，二是有没有这个能力，三是价格是否合理。行动不行动，完全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对市场的判断，与爱不爱国毫不相干。当然，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大家踊跃花钱，七绕八绕地绕到爱国上，也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比如说大家都去买房子，开发商就得盖更多的房子，就能更好地解决建筑工人的就业问题，政府也能多收税，这样一来，国家更富强，家庭更和谐——这当然是爱国了。问题是有几个人能像合肥市委书记那样，当场一掷千金买下开发商的楼盘，以强有力的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爱国？
　　“买房就是爱国”、“积极消费就是爱国”背后的潜台词是“不买房就是不爱国”、“不积极消费就是不爱国”。以此而论，绝大多数农民是不爱国的，不仅不买房，而且还自己盖房子，公然对抗买房即爱国之“伟大号召”；城市下岗职工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很少为房地产市场作贡献；还有那些街头的乞丐，看似可怜，实则可恨——自己不花钱倒也罢了，还到处伸手要钱，削弱了其他人的消费能力。
    有评论说“买房爱国论”、“消费爱国论”剥夺了穷人的爱国权利，我不愿意给这几位官员、教授、政协委员的高论加上如此惊人的罪状，就像我不愿意将吃鱼、买房这些消费行为与爱国这个宏大主旨划上等号，但我依然觉得这些“爱国论”面目可疑，未必真的出于爱国。即便真是为了激发国人的爱国心，那也是一种单边的肯尼迪逻辑——“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这种强调公民责任的逻辑并没有错，但前提是必须有对等的、强调国家责任的逻辑：“不仅要问我们为国家做了什么，也要问国家为我们做了什么。”
　　金融风暴肆虐之下，不少民众的选择是深挖洞、广积粮，这虽然与“买房爱国论”、“消费爱国论”背道而驰，但量入为出，着眼长远，确保生活无忧，不给政府增加负担，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务实的爱国之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