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半百的关键是北京《网络报》首席记者，据其同行称，关键是一位敢于为民直言、敢于揭露社会负面现象的“锋线记者”。近日关键赴山西太原调查一家房地产企业涉嫌土地违规的问题时，按当地警方的说法是，他突然“失踪”了。
　　关键所住酒店录像显示，12月1日晚6时许，关键被5人把持肩膀和手臂强行带走，后被塞进一辆银白色的大众途锐。此后，关键“人间蒸发”。
　　此事昨日见诸各大门户网站，有网友留言道：“山西你都敢惹，躲在北京都能抓你回去，去了山西还不是有去无回！”这位网友显然是想起了日前发生的山西太原某检察院进京抓记者一事。种种迹象表明，关键“失踪”极有可能与其所调查的房地产企业有关，据悉该房企法人代表为山西某县人大副主任。
　　很多人都在担心关键的命运，甚至作出最坏的猜想：他是不是已经被“干掉”了？
    近些年来，暴力伤害记者的事件屡见不鲜，据《中国青年报》的一项受众调查，在危险职业排行榜中，记者排名第三，仅次于警察和矿工。相继发生辽宁版和山西版的“进京抓记者”事件后，不少媒体评论都在探讨一个问题：如何保障记者的合法采访权？现在关键“失踪”了，人们又在思考：如何保护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人身安全不受伤害？
　　笔者更加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是谁将记者置于危险的境地？
　　我们生活在一个记者“万能”的年代，记者不仅是挺立船头的瞭望者，真相的报告者，还是无所不能的侦探——很多社会阴暗面都是被记者曝光之后，政府和相关执法部门才介入的，今年发生的山西娄烦垮塌事件、三鹿奶粉事件莫不如此。记者屡屡成为揭黑行动中冲锋在最前面的勇士，这本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可惜的是，他们没有练就007的超群武艺，一旦遭遇黑恶势力的反扑，多半情况下只能束手就擒。
　　只能说，有很多类似于关键的记者在干着超出他们职责和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这使得他们一再身处险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越位”了，而记者的“越位”恰恰在于某些公权力的缺位。
　　关键“失踪”之前，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两种缺位，其一：县人大副主任是国家公职人员，依《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参与营业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人大副主任居然担任房地产公司的法人代表，当地政府对此是一无所知还是熟视无睹？其二：山西的房企涉嫌土地违规，却要一位京城记者千里迢迢地跑去调查，当地的国土部门和相关司法部门干什么去了？
　　基于职业道德，记者固然可以将“铁肩担道义”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和行为方式，我们的社会也需要更多这样的记者，但记者并不是道德上的完人，也并非每个记者都是不畏生死、冲锋陷阵的勇士。“封口费”事件告诉我们，记者也有可能蜕化为蚕食公平正义的蛀虫，尽管这样的记者只是极少数。所以，将全社会的道义寄托在记者的“铁肩”上是靠不住的，只会给记者平添职业风险，要么孤身犯险，要么被拉下水。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拥有人民赋予的强大公权力和执法能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其职责所系，这既是政府存在的前提，也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所以，在对抗社会阴暗现象时，政府不能事事都让记者冲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