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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向媒体要负面新闻,到发表“决策失误造成损失也是腐败”、“影响发展比贪污更可恶”等惊人之语,再到要求各单位“一把手”在媒体上公开联系电话、向社会作出服务承诺……自“个性官员”仇和来到昆明后,其所掀起的舆论风暴丝毫不亚于他在江苏宿迁市委书记任上的种种特立独行。
与往常一样,民间对“仇氏新政”拍手称快的居多,但也不乏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比如对在媒体上公开领导干部联系电话一事,有人称之为“阳光政务”,也有人怀疑这是在“作秀”。
引起争议最大的是近期发生的一件事儿——呈贡县某副局长因为在市里组织的一次专题讲座上打盹儿被勒令辞职了。讲座当天,该副局长在会场上遭仇和怒斥:“你是来睡觉还是来听讲座的?!”
此事旋即在网络及多家报纸上引发评论热潮。好听的话咱就不表了,在此专拣不好听的说——某大报评论认为,“打盹儿丢官”是长官意志的表现,人治色彩浓厚;更严厉的批评则是,副局长被摘掉乌纱凸显了权力对更高级别权力的献媚邀宠。
在这些批评意见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所有质疑或反对的声音都跳出了“官员听讲座打盹”这一事件本身,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人认为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员不该受到重罚,只是当人们将“勒令辞职”与“书记怒斥”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思维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不能说人们在胡乱猜疑,只能说长期以来我们的官场生态被严重扭曲了,而且这种扭曲的官场生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某种“常态”,进而成为人们的“常识”。当违反“常态”或“常识”的事儿发生,人们就会感觉很“非常”,并下意识地认为其中存在权力的超常规运作。
官员因听讲座打盹被摘了官帽,堪称“史无前例”。官场的“常态”和我们的“常识”是,在会场上打个盹儿被领导怒斥已经是后果很严重了,至多再回家写个深刻检讨,怎么也不至于丢官。这样的“常态”和“常识”还有:官员的联系电话、家庭收入等从来都是隐私,非官场中人岂能随便知晓?官员的升迁罢黜自有上级领导说了算,不容他人置喙;政府怎么花钱政府自会英明决策,与百姓无干,等等。
其实,上述种种恰恰是官场的非常态,是官场潜规则的显现。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公开公仆的联系方式、家庭收入情况以接受人民质询和监督,是为惯例;渎职官员引咎辞职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13年前,瑞典副首相萨林用公务信用卡为家人买了几块巧克力,虽然萨林事后辩解说当时只是把公家和个人的信用卡用混了,并且也及时还了款,但最终不得不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辞职,连一个“向公众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因“仇氏新政”所引发的种种思考和争议,体现的是人们对官场恢复正常生态的渴盼,而且这样的恢复是基于良好的制度和完善的监督。有些批评的声音可能过于主观臆断,也许刺耳了些,但同样值得警醒——“长官意志”也好,“权力对更高级别权力的献媚邀宠”也罢,皆是需要革除的官场非常态。
与往常一样,民间对“仇氏新政”拍手称快的居多,但也不乏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比如对在媒体上公开领导干部联系电话一事,有人称之为“阳光政务”,也有人怀疑这是在“作秀”。
引起争议最大的是近期发生的一件事儿——呈贡县某副局长因为在市里组织的一次专题讲座上打盹儿被勒令辞职了。讲座当天,该副局长在会场上遭仇和怒斥:“你是来睡觉还是来听讲座的?!”
此事旋即在网络及多家报纸上引发评论热潮。好听的话咱就不表了,在此专拣不好听的说——某大报评论认为,“打盹儿丢官”是长官意志的表现,人治色彩浓厚;更严厉的批评则是,副局长被摘掉乌纱凸显了权力对更高级别权力的献媚邀宠。
在这些批评意见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所有质疑或反对的声音都跳出了“官员听讲座打盹”这一事件本身,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人认为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员不该受到重罚,只是当人们将“勒令辞职”与“书记怒斥”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思维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不能说人们在胡乱猜疑,只能说长期以来我们的官场生态被严重扭曲了,而且这种扭曲的官场生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某种“常态”,进而成为人们的“常识”。当违反“常态”或“常识”的事儿发生,人们就会感觉很“非常”,并下意识地认为其中存在权力的超常规运作。
官员因听讲座打盹被摘了官帽,堪称“史无前例”。官场的“常态”和我们的“常识”是,在会场上打个盹儿被领导怒斥已经是后果很严重了,至多再回家写个深刻检讨,怎么也不至于丢官。这样的“常态”和“常识”还有:官员的联系电话、家庭收入等从来都是隐私,非官场中人岂能随便知晓?官员的升迁罢黜自有上级领导说了算,不容他人置喙;政府怎么花钱政府自会英明决策,与百姓无干,等等。
其实,上述种种恰恰是官场的非常态,是官场潜规则的显现。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公开公仆的联系方式、家庭收入情况以接受人民质询和监督,是为惯例;渎职官员引咎辞职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13年前,瑞典副首相萨林用公务信用卡为家人买了几块巧克力,虽然萨林事后辩解说当时只是把公家和个人的信用卡用混了,并且也及时还了款,但最终不得不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辞职,连一个“向公众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因“仇氏新政”所引发的种种思考和争议,体现的是人们对官场恢复正常生态的渴盼,而且这样的恢复是基于良好的制度和完善的监督。有些批评的声音可能过于主观臆断,也许刺耳了些,但同样值得警醒——“长官意志”也好,“权力对更高级别权力的献媚邀宠”也罢,皆是需要革除的官场非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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