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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的道德困境
(2007-09-02 2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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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 |
分类： 时评 |
最近，关于慈善的话题，强烈刺激着舆论味蕾，在社会各界掀起的评论狂潮，可谓遮天蔽日。从湖北襄樊5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受助资格，到河南濮阳要求受捐助学子签署“道德协议”回报社会，再到青岛慈善人士王明殿今年以来遭138人上门索捐、影星温兆伦资助患白血病女孩因捐款不多被指责“太小气”……在四下飞溅的唾沫中，捐助人被指“假仁假义”，受助人被指“不知感恩”，慈善行为本身也因被贴上层层道德标签而变得不堪重负。
假如我是温兆伦，一定会后悔第一个向捐款箱里投进红包——没有多少人去探寻明星这一行为本身具有的社会号召力，更多的人关注的只是这个红包的厚度，并以此作为评价这个明星道德高下的标尺。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下，温兆伦变成了寓言中的父子，牵驴也不是，骑驴也不是——捐少了是小气，捐多了有可能被认为是借机炒作。
假如我是一名因“不知感恩”而被取消受助资格的贫困学子，一定会后悔当初不该受“嗟来之食”——贫穷就已经够倒霉了，还要背上沉重的道德负荷。可贫穷也有受教育的权利，这种权利当下还需要通过社会的慈善行动来帮助解决，贫困学子同样陷入“牵驴”、“骑驴”的困境——要么戴上道德枷锁，成为道德的奴隶；要么在背负道德骂名之后，被打回贫困的深渊。
上述两个“假如”，想来并非慈善的应有之义。尽管慈善与“扶危济困”、“知恩图报”等传统道德观念密切相关，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慈善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契约精神的体现方式。捐助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帮助受助人完成自身经济条件无法完成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形成了实质上的契约关系，而这样的契约，与道德并无多大干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用契约的强制力来取代道德的软约束力，并不违背慈善要旨。慈善事业发达的美国早就意识到，道德说教及税收优惠等“胡萝卜”并不足以规范和引导富人的慈善行为，还需施以“大棒”，比如开征巨富税、遗产税等。这是国家基于慈善事业与富人之间形成的契约，有了这样的契约，慈善家不再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受助者也不必终日生活在道德枷锁的阴影之下。
有好消息说，《慈善法》已经列入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立法计划。包括善款使用方法、使用范畴、捐助人和受捐助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都将通过法律条文或者双方的约定固定下来。我们相信，有了更加完善的制度性保障，慈善事业不至于湮没在道德的口水之中，甚至出现“父子抬驴”的荒诞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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