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数字崇拜
(2007-05-28 00:47:29)| 分类： 时评 |
作家刘心武因在央视《百家讲坛》解读《红楼梦》大获成功，有出版社给他出了两本“揭秘红楼梦”的书。阅读之后，我忽然对“红学”有了些兴趣，还去书店买了些“红学”研究专著细加参详。有一位久负盛名的“红学”大师称，《红楼梦》的谋篇布局极为讲究，且暗合数理——其情节发展以每九回为一个周期，而且每九回中的第五回必然是高潮部分，是为“九五之尊”。我对该发现大为惊奇，可对照原著前80回的“真本”，想破了头也琢磨不出这“九”在哪里，“九五”又在何处。该大师还推断，曹雪芹原著一共是108回，其理由是，9为阳数之极，12为阴数之极，二者相乘即为108。
把“红学”研究到这个地步，作为末学后进，我就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了。照我想，如果曹雪芹先生依着这个思路写书，一定苦不堪言，也写不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国人素有迷信数字的传统，时至今日被发扬光大。据《华商晨报》昨日报道，某网络论坛惊现“中国最牛的手机号码”，其价格已飙升至77万元。此手机号码之“牛”，在于这个11位数是7的N次方，而据《易经》的说法，数字7谐音“起”，寓意可以顺利无阻碍地解决矛盾，逢凶化吉。
车牌号、门牌号、手机号讨个口彩倒也罢了，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个人的“精神胜利法”，不能说完全没有好处。可将原本没有实际意义的数字普遍用于社会事业及公共管理，就显得有些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周四的一篇报道举了若干例子来说明中国社会的数字迷信——北京奥运会的开幕时间定在2008年8月8日晚8时8分；央行在上调利率时，并不是像其他国家一样上调0.25%、0.50%，而是上调0.18%或0.27%，缘于小数点后两位数之和必须是9的倍数；上证指数突破4000点后，由于4这个“不吉利”的数字，导致投资者对股市泡沫破裂的担忧迅速增大……
美国人其实也有数字迷信，比如他们不喜欢星期五和13。自己的屁股不干净还对别人说三道四，所以我对他们的报道初衷及真实客观性持怀疑态度，但我们自曝的家丑就让人无话可说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因“流年不利、贪官辈出”，今年将该院审判楼台阶全部拆掉换成新的，新台阶的级数由以前的11级变成了现在的9级，据说是得到了香港某风水大师的“点化”。
按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国人虽迷信数字，但在传统上中国并非一个精于“数字管理”的国家，“量化”、“指数”等管理学上的词儿还是近现代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数字化”、“同期比”等概念日益融入公共管理，成为政策推行的主要手段，进而成为衡量官员政绩的主要依据。上周《南方周末》报道的“2007年度中国死亡总指标”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爆了波及全国的舆论炸弹。人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将人的生命量化为冷冰冰的数字，堂而皇之地“计算”出国民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生命代价，这就是我们的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吗？
“死亡指标”与“破案率”、“升学率”等被量化的目标和任务一样，是当下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在实施公共管理时，片面追求政绩的体现，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数字崇拜——其迷信的，不是某一个特定数字的吉祥意义，而是迷信可以通过简单的数字管理好复杂的社会。
数字无疑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时至今日，一旦缺少了数字，人类社会可能一天都没法运转。所以，数字是个好东西，有些数字还有些特殊的用途，比如圆周率，我们可以用它来计算圆形或球状物体的面积和体积。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卓有成就的数学家，比如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此人将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后面的七位数，并将此纪录保持了上千年。诸如此类的发明创造，比起这样那样的“指标”和一些所谓吉祥数字，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可能更有积极意义。
把“红学”研究到这个地步，作为末学后进，我就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了。照我想，如果曹雪芹先生依着这个思路写书，一定苦不堪言，也写不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车牌号、门牌号、手机号讨个口彩倒也罢了，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个人的“精神胜利法”，不能说完全没有好处。可将原本没有实际意义的数字普遍用于社会事业及公共管理，就显得有些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周四的一篇报道举了若干例子来说明中国社会的数字迷信——北京奥运会的开幕时间定在2008年8月8日晚8时8分；央行在上调利率时，并不是像其他国家一样上调0.25%、0.50%，而是上调0.18%或0.27%，缘于小数点后两位数之和必须是9的倍数；上证指数突破4000点后，由于4这个“不吉利”的数字，导致投资者对股市泡沫破裂的担忧迅速增大……
美国人其实也有数字迷信，比如他们不喜欢星期五和13。自己的屁股不干净还对别人说三道四，所以我对他们的报道初衷及真实客观性持怀疑态度，但我们自曝的家丑就让人无话可说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因“流年不利、贪官辈出”，今年将该院审判楼台阶全部拆掉换成新的，新台阶的级数由以前的11级变成了现在的9级，据说是得到了香港某风水大师的“点化”。
按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国人虽迷信数字，但在传统上中国并非一个精于“数字管理”的国家，“量化”、“指数”等管理学上的词儿还是近现代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数字化”、“同期比”等概念日益融入公共管理，成为政策推行的主要手段，进而成为衡量官员政绩的主要依据。上周《南方周末》报道的“2007年度中国死亡总指标”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爆了波及全国的舆论炸弹。人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将人的生命量化为冷冰冰的数字，堂而皇之地“计算”出国民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生命代价，这就是我们的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吗？
“死亡指标”与“破案率”、“升学率”等被量化的目标和任务一样，是当下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在实施公共管理时，片面追求政绩的体现，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数字崇拜——其迷信的，不是某一个特定数字的吉祥意义，而是迷信可以通过简单的数字管理好复杂的社会。
喜欢
0
赠金笔
前一篇：在“地球村”中自由地生活
后一篇：终身享受学习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