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岁末年终，有关农民工讨薪的新闻不断见诸媒体。笔者发现，农民工讨薪的方法“日新月异”，从以前常见的跳楼相逼、集体示威，发展到了现在的给公司领导送锦旗寄贺卡、给省长写信，这算比较“温柔”的，还有相当“火爆”的——2月5日这一天，深圳市龙岗区劳动局的招牌被一群外来务工人员摘下，并贴上纸条，放在龙岗区政府的大门附近（《南方都市报》2月7日）。
　　昨日《春城晚报》报道说，一名在广东打工返乡的女工因害怕随身携带的5万元现金被偷，一路上精神高度紧张，30多个小时都不敢睡觉，狂笑了近6个小时。有专家称之为“春运综合症”，乃长时间乘坐交通工具所致。依笔者所见，不如称之为“打工综合症”——外出打工挣钱不容易，讨要工钱更是不容易，能揣着一大笔工钱“富贵还乡”，是多少农民工的梦想啊！
    日前发生在深圳的这起“摘牌讨薪”事件，在该市已非首次。去年12月，39岁的农民工张百宁因讨薪两年未果，一怒之下摘走了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牌子，被当地某官员称之为一起“政治事件”。应该说，这次事件性质更为“严重”，一则是有四五十人参与的群体事件，二则摘掉的是具有公权力象征的政府部门的招牌——以某些官员的推断，这样的行为简直是“无法无天”。
　　但奇怪的是，在整个摘牌事件中，从工人们把牌子从劳动局的大门上摘下来，到抬至区政府门前逗留近1个小时，再到最后离去，既不见劳动局有人来索取，也不见区政府有人出面调解，更不见警察前来制止。人散后，区政府和劳动局派人将招牌取回重新挂上，用螺丝钉加固。
　　看上去劳动局吃了个哑巴亏，但实际上吃亏的是农民工。这群农民工声称被公司欠薪，追讨半年无果，曾先后向龙岗区劳动局、深圳市劳动局以及市长热线反映情况，希望有关方面帮他们解决问题，而结果是一次次失望。
　　我们不能指责农民工不懂法律，不会通过正规且合法的渠道维权。应该说，在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相关制度是健全的，渠道按理说也是畅通的，如果公共管理部门真能各负其责，“摘牌”这种非理性的讨薪事件就不会发生。而现实中，农民工讨薪却经常遭遇“人人有责，无人负责”、“多头管理，无人管理”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可依”却“无路可走”就成为一种必然。
　　所谓理性维权，无非就是法律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维权活动。如果说公民理性维权是对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的信任的话，那么如此非理性维权，则是对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的极度失望。
　　笔者不知道那些至今讨不到工钱的农民工如何回家过年，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更加过激的行为，很难想象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会做出什么事情。大家都希望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年，有关部门如果不能把这件事情解决好，这个年恐怕不会过得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