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艺术  龟兹古国在现新疆阿克苏地区遗留的佛教石窟群数量可观，而以克孜尔石窟现存规模最大，有编号的洞窟即达236个，且是龟兹石窟中建造最早的，更是远早于敦煌（T116等）、龙门（1993-13）、麦积山（1997-9）等中原石窟。《龟兹石窟壁画》所示都出自克孜尔石窟，即第189窟“菩萨”（图4）、“护法天王”（图5），第8窟“飞天”（图6），第17窟“弥勒说法”（图7）。龟兹石窟壁画主要表现小乘佛教内容，有佛本生、因缘和供养故事等，不仅题材丰富，在数量上超过中原石窟，而且在绘画技巧上，也有自身的特点，如其主要构图形式是菱格构图，即将一个个佛经故事绘在以山峦围成的菱形格内，一个故事多以一个或两个典型画面来表现。这些既受外来文化影响，又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石窟；不仅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同时在中亚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壁画面积大，保留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特别是古代佛教艺术在我国形成、发展和流传演变的脉络都在其中有清晰的反映。受伊斯兰教征服，佛教衰败影响，龟兹石窟曾被黄沙衰草埋没近千年，而一旦重现天日，便立即惊艳中外。

龟兹的音乐舞蹈  《大唐西域记》称：“屈支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龟兹国王与臣庶知乐者，于大山间听风水之声，均节成音，后番入中国”。从留传至今的古代艺术作品里就可窥见当年龟兹音乐的风采。如在克孜尔、库木吐拉、森木塞姆等石窟壁画中出现的乐器有24 种（又说18种）之多。其中以箜篌(图8)、琵琶（图9）、阮咸（图10）、五弦、排萧、横笛等最多。而天宫伎乐也是龟兹壁画中经常可见的乐舞形象，这些伎乐飞天或弹琵琶，或拨箜篌，或拍匾鼓，或吹排箫，形象非常优美动人。如敦煌莫高窟220窟北窟“东方药师经变”描绘了两组乐队，他们分别坐在华丽的舞台方毯上忘情地演奏。东侧乐队（图11）共13位胡人模样的演员，献艺的乐器有筝、排箫、觱篥、方响、橫笛、五弦琵琶、拍板、腰鼓、都昙鼓、毛员鼓等（另有稍微不同的说法）。而西侧乐队（现存）15人使用的乐器则有笙、箫、觱篥、横笛、竖箜篌、鸡娄鼓（也有稍稍相异的说法）等。对照《旧唐书·音乐志二》有关龟兹乐的记述，这么一支阵营宏大的演出队伍，正是演奏龟兹乐的乐团。龟兹乐器传入内地后，形制出现了变化或易为中原同类乐器混淆。西汉张骞出使西域，龟兹乐器就传入内地。反映在昭君出塞里，就有马上昭君怀抱琵琶，远赴草原的美丽画面。但1994-10《昭君出塞》设计师笔下的琵琶形制（图12），却与历史事实不符。包括龟兹琵琶、五弦琵琶等梨形音箱的琵琶，是南北朝时从西域传进中原的。南北朝以前，中原只有圆形音箱的琵琶（后演变为阮咸、三弦等乐器），也就是说，昭君不会认识梨形音箱的琵琶。然而非常不幸，历史的误会并没有中止于邮票设计师。

从汉代至今，特别是在隋唐时期，龟兹音乐对整个华夏音乐的发展，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许多流传的乐器和乐曲都来源于龟兹。如隋唐时期的宫庭音乐，无一例外地全设有龟兹部。龟兹舞则是唐太宗李世民创立的宫廷燕舞代表。白居易两次在《长恨歌》（图14）中提及的《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舞）》，就传为唐玄宗作曲，杨贵妃编舞。而《霓裳羽衣曲》正是改编自龟兹传来的《婆罗门曲》，其演奏乐器也多姓龟兹。

除了佛教、绘画、音乐、舞蹈，龟兹文化艺术对中原的诗歌创作也颇有影响。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有“诗魔”“诗王”之誉，他为唐诗的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长恨歌》《琵琶行》（图15）《卖炭翁》等传诵千古的诗篇，都是这位奇才的闪亮名片。而白居易就是内迁龟兹人的后代。龟兹文化对宋词、元曲同样有不小影响，如宋词（2012-23）中的热门词牌“雨霖霖”，就源于同名龟兹筚篥名曲。

汉唐魏晋的工艺美术作品也不乏龟兹文化艺术元素。最出名的例子当然是风靡一时的唐三彩。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出土的骆驼载舞俑（图16），健硕的骆驼驮载了5个成年男子。中间一个胡人在跳舞，其余4人（胡人、汉人各半）围坐演奏。他们手中的乐器仅残留下一把琵琶，据专家研究，另外3人应该是一人吹觱篥，2人击鼓，均属胡乐。自然不能排除为龟兹乐。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骆驼载舞俑（图17），骆驼所载也是一支以管弦乐为主的小型龟兹乐队，7位乐师分别在摆弄笙、觱篥（邮票上误画成箫）、排箫、琵琶、竖箜篌、笛子与拍板。荜篥系龟兹原创。荜篥名称就是从龟兹语的译音而来的。荜篥传入内地后，在南北朝、唐宋时期都很受宠。在开元年间一个除夕之夜，唐诗名家李颀被西域安国乐师的筚篥演奏倾倒，当即把他的赞美写进《听安万善吹筚篥歌》的诗中：“南山截竹为筚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下面再举内地石雕的例子。1965年大同市东郊石家村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4件“石雕柱础”，专家判断为漆画屏风的插座。现被山西博物院与大同市博物馆平分收藏。以收藏价值而言，其中有4位伎乐童子圆雕者的2件为高。伎乐童子分别位于柱础方座四角，他们正在演奏乐器。虽然柱础有破损，8个伎乐童子圆雕并没有全部完整保留下来。但他们所持乐器，多数能识别或推测出来。其中山西博物院藏品人物所持乐器为荜篥、曲项琵琶、排箫、细腰鼓；大同市博物馆藏品（图18）人物所持乐器为鸡娄鼓、五弦琵琶、横笛。这些乐器基本上都与龟兹有渊源。横笛、鸡娄鼓与荜篥一样，亦系龟兹原创乐器。

龟兹文化艺术对中原广泛、深远的影响，与双方人员的交流来往密不可分。始于西汉，延至盛唐的龟兹人内迁，把龟兹文化艺术带到了中原，他们是龟兹文化艺术影响内地文化的硬核力量。内迁的龟兹人中有不少文艺风云人物。由于龟兹国王多姓白（或写作帛），所以内迁龟兹人一般都从王姓。比如南北朝时著名的音乐家苏祗婆就是内迁白姓龟兹人，据《隋书·音乐志》记载：公元568年，周武帝聘突厥阿史那氏为皇后，阿史那氏带来的陪嫁包括龟兹乐器以及精通音律、擅弹琵琶的龟兹乐工苏祗婆。他所创作的乐曲《琵琶曲》后被定为唐朝宫廷的宴乐。而沟通中原与龟兹各方面，包括文化艺术联系的开拓者，无疑是西汉时期“凿空西域”（图19）和“开辟丝路”（图20）的张骞，由于他的开创性历史功绩，使得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同时，包括龟兹文明在内的四周文明也大量传入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