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场好人多!    

      

       上世纪6、70年代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丹军马场工作12年，亲身感受马场人的忠厚、善良，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善良做人，厚道待人。                  

       樊家祥副场长在山丹军马场是真正的"老马场"。1949年人民解放军接管山丹军马场时他就在马场。从军马卫生员起步，一直到主治兽医，四场畜牧科科长，生产科科长，副场长。1969年9月，军马四场建场不到一年，随着四场规模的扩大，马场急需劳动力。当时樊场长还是科长。他带着人亲自到武威县去招聘合同工。当他在丰乐人民公社（那时候的体制）招工时听公社的人说我是城市来的下乡知识青年，一个人在生产队吃饭不方便（知青刚下乡时一个生产大队安插一个知青，吃饭须在下工后自己煮饭）时立马决定将我招去马场。10月10日军马场的大“吉尔”车拉着这批新工人到马场后，我被分配在四场四连兽医室。我到四连兽医室后樊场长有空也来兽医室聊天，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兽医出身，而且医术很高。我到兽医室工作约半年多的一个晚上，附近农村永昌县毛家庄大队的一匹大红马患涨气病来我室就诊，闫兽医一看，该马肚子胀得象一口大锅，痛苦的哆嗦。闫兽医带着我，给大红马做了放气、消炎、排结、输液等治疗。

 

  后来大红马的生命是保住了，但精神一直很差。几天后闫兽医有事去军马局了，我每天给马输液，这匹马壯况越来越差，老乡很着急，我只有按闫兽医留下的办法——每天补充液体。再无他法。这时候，放牧班班长肖国良提醒说去请樊场长来看一看，他是老兽医。我立马去他办公室说了这个事。当晚他就来四连兽医室，听诊后说：这马不仅患结症，还使疫过度，劳伤内腑，救活希望不大，问清老乡是否救治。老乡坚持要治，输一月液体后正如樊场长所说而毙命。

      79年五月的一天，我在四连春播工作组忙活。家属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准备到四场去看望我，从金昌出发到永昌县后已到下午，去军马场的班车早已过去。一个妇道人家抱着孩子提着包无助的在永昌汽车站徘徊，这时候她看到一辆吉普车驶进车站，让人一问，原来是樊场长的车。她说明了情况，樊场长满口答应带上她。到四场场部，樊场长看到我穿着马场特有的黄破绵衣走过，大声喊住了我，将媳妇交给了我。后来我老伴直夸樊场长是好人。

   四场是农业场，浇冬水是四场最辛苦的一件大事。天寒地冻，冒着零下十几二十多度的严寒，人们泡在泥水里引水打坝，浇灌农田。每逢浇冬水时，樊场长常在连队的浇水第一线。有一年浇水时他在7连蹲点，我已调场政治处。也在7连下队。一天夜里我去浇水时，看到樊场长身先士卒，50多岁的人和年青农工一样打着裹腿、穿着皮袄雨靴，冒着严寒，扛着铁锹下地浇水。秋收时田间地头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由于劳累过度，不辛身患癌症，场里送到北京救治，无力回天，不幸去世。骨灰送回场时存放在四场大礼堂，当时樊场长孩子都小，事情又发生的突然，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每天上班时，到礼堂去默默地守护着骨灰，让人们来吊唁告别。开追悼会的那一天，王锡奎场长主持追悼会。我又主动跑前跑后安排会场，维护秩序，总想为老场长尽一份心意。那天全场所有职工、家属‘子弟学校学生都去参加追悼会，要亲自送送我们的好人场长。

        樊场长，你在天国还过得好吗，再也不会那样劳累了吧！

        牧工李发平。李发平在四连放牧班只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老牧工，短小身材，平素话不多，但他又是一个非常乐于助人的人。记得新牧工刚到放牧班时，李发平给我们的印象是话不多，只知闷着头干活。看到新手不会干一些精细点的活如铡草、给马撒马料、调训骑马、野外放牧时给母马接生等，他口中不出声，但一边边地用双手不停地干着类似的活，好像在给我们作示范，很快，新牧工就掌握了这些活的机巧。出滩放牧时，谁都愿意和李发平配搭档，因为好多活他都主动去干，能省不少事。那时全国都生活困难，城市居民只有27斤供应粮，地方上买不到大米，他听说后就经常把他家供应的一点大米让给我（马场按军队供应较好），让我带回家给老人孩子用。最感动人的是1977年1月，我回家准备结婚时，他非要把他在马场分到的一条当时最流行的料子裤——凡尔丁裤子，让我带回家结婚用。我告诉他，我结婚用的衣服都准备齐全了，带回去无用的，但他就是不干，一定要我带回，好像不带上就尽不了他的心似的，我只好不用也带上了他的裤子回家结婚。听说老牧长肖国良在张掖病逝，李发平就租车从马场赶到张掖市去帮忙送葬。李发平就是这样一个乐于助人的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