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员杨毓芝。四场四连指导员杨毓芝也是一位“老马场”。我在山丹军马四场近十二年的工作生活经历中遇到过许多好人，他们大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有些甚至影响人的一生。记得刚到四场时是1969年10月10日。那时我作为武威地区的下乡知识青年被招收来马场的。大“吉尔”车将我们40多人从武威拉到四场四连的一间修理拖拉机用的大机房里，几十个人分住大房子两侧，中间是两个大油桶改作的大火炉，添一锹渣煤炉火熊熊，大炉火抵御了高原的严寒，但也留下了后患。一个寒冷的夜晚，在迷迷糊糊中被人叫醒，醒来一看，一屋子的人爬在那儿吐的吐、叫的叫，原来是煤气中毒了。正当我头疼欲裂、感到很无助时，四连杨毓芝指导员来了，他叫来了医生，给中毒严重的人治疗，吃了药后人们慢慢好起来了。后来杨指导员请医生给大家讲预防煤气中毒的常识，找人谈话了解情况，介绍马场情况，安排工作。直到这班人进入岗位。我被安排进入放牧班兽医室做军马卫生员工作。在艰苦的放牧生活中，杨指导员隔三插五到放牧班来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每年夏天进祁连山上掌放牧，他也进山到掌上作牧工的思想工作，把职工的干劲鼓得足足的，冬天还把我们叫到他家吃饭喝酒，充满了人情味。当时，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在杨指他们的领导和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工作鼓动下，牧工们情绪高涨，完成任务是一流的，年年获场里的先进班组。记得我连的白善富等人都被连里培养为总后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上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当时那可是最高的荣誉啊。我调地方工作后，杨指导员和李牧长还到我家来过几次看望，真感谢那时的领导很有人性味的领导方法。记得北京学生李大个说过，杨指导员就象父亲一样关心我们。

   牧长肖国良。肖国良是1964年从河南沈丘到马场的支边青年，我到放牧班时，他和李发鹏是牧长和副牧长，这两个牧长各有特色。肖国良少有文化，但人很聪明，肯动脑筋，关心下属，把放牧班的大小事务调理的头头是道。从春天马群的防疫、消毒、补饲、粉碎饲草到夏天用牦牛驮着帐房上掌放牧，秋天给马群抓瞟，抓饲料、冬天搞糖化饲料、砸冰饮马、治疗病马样样事调理的有条不紊，个个人调动的奋勇争先。他的绝招就是关心下属，还帮放牧班的小伙找了对像。肖牧长喜欢打猎，曾托北京知青买过子弹（那时候子弹管理不严），打下过青羊、鹿等（那时候野为），打下的猎物大多与别人分享，山里待的人信奉见面分一半，从不吃独食。附带说一点，老牧长长的一表人材，他姑娘是场花，被北京学生追走了。

   李发鹏副牧长放羊出身，放牧经验十分丰富，看马很准。他骑的黑长鬃真是“一表马材”，马身匀称高大，全身漆黑，没一根杂毛，跑起来长鬃飞扬，四蹄生风，速度很快。一次和场里的解放汽车挂五档比赛速度，十分钟以内黑长鬃获胜。还有一次在掌上时，山里发洪水，李牧长骑着黑长鬃回场，过西大河时咆哮的洪水淹没了马身，黑长鬃高昂着马头，只有鼻子嘴眼睛伸出水面，稳稳当当地涉水过了河，惊得牧工们说黑长鬃会游泳。李牧长是当时放牧班里唯一的共产党员，每次开会他都带头自我批评，检讨自己的不足，使得班里面风气很正。1972年，我给李牧长肚子痛，要我给打针治疗，误打了兽药针后，使他差点丢了生命，但他宽宏大量对待我、鼓励我，我俩成为亲密的好朋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