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回家路上，听到电台心灵之约类节目评述自杀女博士的故事，她在历尽生活艰辛，就要毕业开始新的生活之际，撒手家人，让人心生同情和遗憾，感慨一番。她夫妻二人同为博士，为人父母，含辛茹苦地哺育幼子；她的死，带给家庭的是悲剧，带给十三岁儿子的不仅是丧母之痛，更是一辈子的心灵之痛。从这个角度在同情之余，不禁让人想非议几句。她的过去，体现的是责任感、进取心和爱，新闻工作的社会责任让她笔耕不辍，成为主任编辑；进取心让她师从泰斗，勤奋刻苦，荣获最高奖学金。爱和责任，让她在能够坦然面对事业压力和经济拮据，抚育儿子。出事的那天早晨她对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要去上学的儿子“7时20分了”，之后的8时50分她从宿舍楼10层半的窗户跳下。谁也不清楚她生命的最后90分钟内经历了怎样一个心灵历程，是平静，是痛苦，还是麻木？是什么让她把四十年的进取、责任和爱在这个90分钟内彻底抛弃？面对生命，我们只能说在生活事业压力面前浮现着高等教育的某种苍白无力，它在给人一顶博士帽的同时，也附带赐予声名所累。

 

    死者长已矣，自杀的女博士不能也不用去解释其行为了。她直接伤害了自己的家人，用失去生命承担责任，让包括校方的舆论同情和感伤。而第二位北外的女博士却很奇怪地采用了十分拙劣的手法“施谤”他人，并因此遭到校方惩罚，其学业生命遭到“他杀”。只是后者还有辩白、申诉的机会。

 

    这里我们不论事情最终的真伪和曲直，单就目前为止校方的反应来看，似乎有点不合法理，过度反应的嫌疑。“诽谤”的成立，必须是女博士具备诽谤之动机，并亲自实施相关的行为，对有关当事人带来侵害结果为算。这个“有罪”判断中，第三个条件明确具备，第一个条件的出处在于猜测。至于第二个条件，应当是由公安机关依法彻查行为属实并实施处罚才成立。从报道中，看不到执法机关的处罚结论。学校保卫部门有否侦察权，他们的举动是否越权，我们不是很明白。从该女博士申辩内容的后续报道看，在毕业前夕她“手法笨拙”地诽谤有恩的导师，如果不是心智不全，就是不可理喻的又一种“自杀”行为——“学业自杀”。

 

    如此之调查程序，如此之“诽谤证据”，从高校披露的信息来看似乎有种“莫须有”的意味。如此种种，令人费解，不由让人还得追问: 高校和女博士，到底谁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