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十年,中国人在心理上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那种束缚感和同一性，崇尚自由、也习惯了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多元化。不少传统的组织形式悄然解体，频繁的就业岗位变换，亦令绝大多数80、90后的人，也不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习惯于“从一而终”，他们对“单位”的依赖感越来越淡漠……

 

    可是，并非人们都因此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正如著名学者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中所强调的：人类的“群体性”一定会导致他（她）在绝对自由到来的时候，反倒由于丧失安全感而开始“逃避自由”，不断寻求“组织归属”。

 

    人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之后，他们的社会活动和表达空间也有了巨大改变——社区、社团均成为重要的载体。这十几年来，人们所熟悉的国有企业的改制、资产剥离和事业单位后勤社会化，其最终结果，一定是“单位越来越小、社区越来越大”，权力包办越来越少，公民自治越来越多”。

 

    家庭，堪称是社会的细胞。每个人在今天未必从属于一个单位，但却一定都有一个容纳他（她）的家庭。政府执政的基本职责就是服务民生，而这种服务，如果都能从家庭、社区的角度去考虑，那就会更全面、更有效、也更贴心。

 

    我小时候，家里但凡有个大事小情，“单位和组织”都要扮演很重要的“作主者”和“托底者”；而现在的“单位”都更强调其经济属性和社会专业属性，连结婚、离婚都用不着通知单位的时候，人们生活上的更多问题，单位纵然想管，恐怕也是也力所不逮了。这时候的社区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毕竟这也是政府执政一个重要渠道。

 

    尽管2009年经济形势不好，但好在大家的心态还不算太糟。上海的民政部门并没有被动地“疲于应付”，反而在这种压力下，创新了不少的好办法，确实也让人眼睛一亮——据了解，上海市民政局正在谋划针对社区服务的“公益创投”和“公益招投标”，这恐怕对全国范围内的社区事业发展而言，都算得上是一个创举。

 

    我对此的理解是，目前的各项社会公共服务，法定必须由政府承担的，政府部门可以向社会公开选择、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解决，像上海很有名的人民调解员李琴阿姨、蔡祥云所作的“社会调解”就属于这一类。而还有一部分，是目前可能连政府都没想出来的社会公益服务项目（毕竟政府不能是无限政府，智慧也不可能是无限的），那么如果谁率先想出来，并也愿意投入力量来做，政府欢迎！

 

    公益项目不等于慈善项目，属于纯粹的支出；它有收入，但它一定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社工”就是其中最好的代表。每诞生一个新的公益项目，势必也就扩大了一批社工的就业。不过，由于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在发育上并不健全，所以太多的有智慧的人士，依然一门心思考虑营利项目、赚大钱，而对社区的公益项目关注太少！即便是关注了，也缺乏热情。甚至有个别人，只是想借此来捞取某些政治资本，这都造成国内社区公益事业普遍创意匮乏。也导致社区服务“新三样、老三样”，就是缺乏新花样！

 

    这次最振奋人心的是，民政部门将从福彩基金中拿出数量不菲的“真金”来做“风投”，当然，这必须是以“充分保证社会公益宗旨”为前提，才能采用公益招投标的运作途径。但这种大胆尝试，确实是“创新社会服务运行机制，拓展社会公益宗旨的实现形式”，如果真能由此吸引到各种社会组织，纷纷参与到社区民生项目公益招投标的运行机制中去，那么不但能有效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针对性，而且还能更好地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社会服务，最终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民政工作说白了就是“兜底”的工作——帮困扶贫，缓解就业压力，壮大社会工作队伍，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桩桩件件与社区都密不可分；救助、养老、优抚、殡葬等工作领域，社区同样也是重要的抓手。可以说，社区服务理应成为、事实上也正逐步成为新时期民生服务的热点，关键是，还需“刺激”出点新花样来！

 

（上海“民生访谈”评论。原文已载于《新闻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