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国各地的“两会”有些挺有意思的变化。先拿上海举例：这两天政协开会，把以前的小组讨论，改造成了专题或专场讨论，这算得上是个“创新”。另外我还发现，许多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越来越不给官员们“留面子”了。譬如广州市的建委主任，在回答提问的时候，拉拉杂杂扯了一个小时，才切入正题，人大代表杨锦链急了，曾四次打断他的讲话，直截了当地批评“你答非所问”；还有重庆市教委的一个副主任，在回答“怎么样才能堵住买卖生源漏洞”的质疑时，有点儿“云里来、雾里去”的意思，没料到政协委员雷亨顺，当众大喝：“不要扯远了，请直接回答问题。”……
尽管这样的场面，可能有些尴尬，也会让某些人觉得不太习惯，但这恰恰说明，我们社会的民主和法治精神，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两会”就是要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表达民意”，所有官话、套话，在这种场合全都不合时宜，任何公权力部门，都不能借口维护“领导权威”、而逃避人大、政协的责问！同时，代表、委员的身份，也绝对不是“荣誉”或“利益”的代名词，说到底，“两会”就是要实打实地讨论并解决问题的，不需要“好好先生”们走过场！
既然“畅所欲言”是“两会”所追求的境界，那么，代表委员们的议案或提案，也必须经受所有人的检验。不管支持也好，批评也罢，这都属于良性的“双向互动”！
这方面，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上周五，北京市的政协委员陆德山德一份提案。他建议政府卫生部门，要用制度规范医疗领域的“送红包”行为，一味禁止是行不通的。这位委员的具体理由是：不少“红包”并不是医生主动索要的，而是患者出于感激送的，这与“道德不道德、违法不违法”无关，更多体现出的，是患者与医生的礼节性互动；既然是患者自愿，医生拒绝不了，暂时收下，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医疗行为是服务行为，收受红包不属行贿受贿；虽然很多医院存在“乱收费”，但享受这些“不当得利”的只是医院，广大医护人员依然收入微薄；医生如果收了“红包”，可以先上交医院，医院有权将一部分“红包”返还给医生，也算作为一种奖励吧。
陆德山委员的这份提案，马上遭到卫生局和多数卫生界的委员、义正词严的“反对”：绝对不能将“医疗红包合法化”。而也有人认为，陆委员的建议，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一，由于政府的强力管制，医疗服务的价格，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扭曲了，“红包”至少是尊重医生水平的象征，否则医术高低，有什么区别呢？二，在国外你去高档的宾馆、饭店享受服务，为什么要付小费呢？说白了，这是顾客对服务质量的一种监督！“红包”也具有此等功效！三，由“红包”所造成的“价格歧视”，虽然听起来不那么美，但它也算是给人们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何况“劫富济贫”的最终剩余，不还是要补贴给看病的“穷人”吗？
其实抛开医疗本身，只要存在权力或信息的霸权，任何形式的“红包”，都跟人情往来沾不上边，那是被吓出来的！人们不敢不送，送了又不甘心！而收取红包绝对属于职务的“权力寻租”，为社会道德与司法所不容！如果我们默许了“医疗红包”，那“官场红包”是否也要一视同仁了呢？“红包”补偿了价格机制和社会贫富差异了吗？“红包”起到监督权力机构服务水平的目的了吗？在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相对集中的前提下，我们通过多少市场手段、刺激了医疗价格上涨，穷人们最后都得到实惠了吗？前不久，中央纪委做了一个调查，大家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最扎堆的就是医院”。一旦“红包”制度合法化，那岂不是允许已经“利令智昏”的大批医院，又有机会向患者大肆敛财了？
但是，我仍要感谢陆德山委员，他的提案，让我们看到了扭曲的医疗价格机制，迟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医院的高收入与医护人员惨淡的待遇，依旧有着天壤之别！……
所以，卫生部门也别急着“叫停红包”，在严重的制度缺陷下，“红包”一直在送，只不过，人家不嚷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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