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这四个字，几乎在所有像我这样的新闻人心里，都是个沉甸甸的概念。
遥想十年前，当时一向很少题词的国务院总理朱鎔基，曾经给《焦点访谈》栏目题写了十六个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本月中旬，我所在的上海市召开了重要会议，强调贯彻实施《监督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监督权”乃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中共十六大报告，对“加强舆论监督”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而早在这个月初，河南省郑州市人大常委会、还公布了《郑州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新闻单位应当依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一句话，首次被写入了这部地方法规。这也是郑州市首次明确、媒体负有“监督公务员行为”的职责。
也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安徽枞阳县，最近就提出：将实行新闻媒体采访“首问负责制”。所谓“首”，指的就是“地方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这个意见，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三不许”和“三必须”。“三不许”指的是对中央、省外媒体以及其他新闻媒体，涉及问题严重、影响较大的报道采访，不许回避、不许拒之门外、不许应付了事；而“三必须”，则是必须主要负责人亲自接待、必须全程陪同采访、必须及时上报县委县政府以及相关部门。
乍看起来，这个意见非常之好啊！您想啊：有地方主要官员陪同，那么采访肯定不可能遭遇“闭门羹”了！怎么还会出现诸如“记者被殴打”之类的事呢？有地方官保驾护航，“舆论监督”难道还能不“一路畅通”吗？
但是，且慢叫好！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呢？可能事实却正好相反！
比如，《中国青年报》就认为：所谓“高度重视、全程陪同”，无外乎，是对记者的一种“热情公关”。记者们在花团锦簇的欢迎中、在美酒佳肴的招待后，对一些不利于当地形象的事情，还能拉下脸来“批评”吗？而上海的《东方早报》则更进一步质疑：这到底是谁在监督谁呢？姑且不说，可能记者要采访的对象，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托儿”！就算领导不讳疾忌医，但当事人当着陪同领导的面儿，还能毫无顾虑地表达意见吗？
而支持这种做法的《华商报》则认为，“全程陪同”至少比说“领导不在”要进步。因为任何重大问题采访，如果缺失了当事一方、尤其是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说法，必然会延误澄清事实、还原真相的时机，使得一些问题越搞越复杂。《工人日报》更是旗帜鲜明地赞同这个县的做法，认为这至少是走出了“正确对待新闻舆论监督的第一步”。
为什么对一条针对“舆论监督”的意见，媒体的反映会如此迥异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尚未完成一部成文的新闻法典。换句话说，我们还缺乏一种既能遏制公权力部门为所欲为地封杀“负面报道”、又能防止某些新闻媒体本身“信口雌黄”的双向制衡机制。所以《北京青年报》的一个标题，显得意味深长：《公权与媒体：不做敌人，也不要做亲人》。
新闻舆论监督，不但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媒体的神圣职责，接受配合记者的采访，更是有关单位和当事人的责任。而所谓“问题严重、影响重大”的问题，多数正是由于当地政府官员不作为而长期得不到解决，如果让这些长期无视群众利益又掌握实权的官员，不仅不回避，还“全程陪同”，那被采访对象谁还敢讲真话、讲实话呢？
新华社的评论说的好：其实，一个公开透明、执政为民的政府，是应该虚心接受舆论监督的；如果心里没鬼、屁股干净，何需为“全程陪同”采访而绞尽脑汁？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切实心系群众，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又哪来那么多时间“全程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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