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本人不才，向铁道部门提出了一个小建议：“火车票能否采用实名制？”没想到这两天，在武汉真的就变成了现实。你想一次买五张以上车票，那就必须得把身份证凑齐拿过来，我要登记！如此“实名制”，我相信确实会给倒票的“黄牛”们，增添一些麻烦。但是，既然黄牛们，连火车站的发票都能开出来，区区五六个身份证，又岂能难倒这些“神通广大”的人物？身份证你上车都不验，卖票时何必多出来这道手续呢？人多与诚实没什么关系，北京站每天聚集上万个票贩子，他们只要来个攻守同盟，铁路部门用好心搭出的这道屏障，也就稀里哗啦了。咱们的许多制度，往往都是这样制订出来的：顾得了头，顾不了尾。

    而在“春运”中，最庞大的乘车群体，恐怕还得说是农民工。我的媒体同行们，没少为这些人的利益呐喊，但最让我不舒服的是，大家喊着喊着，就喊出了“民工专列”这样的概念。因为是不涨价的“临客”，“民工专列”难道就成了超载专列？难道民工就只能面对最恶劣的服务？民工也是乘客，穷人也有尊严。“民工专列”的称呼一天存在，我们在服务上的贫富歧视，就无法消除！

    在任何时代，都会有贫富差距。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的富裕，必须靠牺牲穷人的权益来获得，那么，这个社会，就永远不会太平。

    吉林一个叫刘福成的穷人，这两天成了新闻人物。他的女儿患病，随时会死。为了救女儿，这位已经负债累累的父亲，逼得实在没招了，只好想出这么个法子：给富豪排行榜上的大富豪们写信，请求帮助。于是，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这些金光灿烂的富豪大名，第一次，被这个贫困农民的求助信，给串在了一起。

 
    媒体这两天引领着公众，去关注富豪们的反映。对富豪而言，掏钱不是难事，关键是，如果你今天救了刘福成，以后还有张福成、李福成呢？再说，富豪们把企业做大了，是通过纳税来回馈社会的，并不是捐助一两个人。难怪许多人说，这个口子开不得，否则富豪们早晚有一天被掏光。这是公共媒体借贫民之手实施的对富豪的点杀，一次公然的逼宫。但为什么刘福成，在除了向亲戚朋友借钱之外，只能想到富豪呢？他为什么越过了地方政府？越过了社会救济机构？是他没想到，还是认为，这些根本没用呢？据说身在国外的施正荣，已经对他的下属做了交代，调查之后，我就捐。富豪的良心，不是我们要关注的，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个社会中，还有许许多多，想不起这几大富豪的刘福成们。对于隐藏在冰山之下他们来说，用这样的方式，成为新闻人物是一种无奈，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公民生存权利，难以保障的事例，绝不能就此而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