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阿忆

　　俺一直觉得，动辄把战争失败归结为有卖国贼，是国人自大的表现。这种思路是，如若无人卖国，战争一定胜利。在这种思路下，中国痛失香港岛、九龙、“新界”，完全是因为琦善和耆英、弈忻、李鸿章卖国所致。但是，如果屏弃成见，翻一翻史书，便会清楚地看到，他们在谈判中做过殊死搏斗，这与谈判前战死在疆场而没能保住国土的英雄无异，同样是失败了的民族英雄。
　　以港岛争夺战中为例，咱仔细看看琦善和耆英，看看他俩是不是卖国贼。
　　港岛之战中的第1对儿冤家，是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Charles Elliot)和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琦善。义律打不过林则徐，便放下硬骨头，北上浙江，攻陷舟山群岛，尔后北上天津，威胁皇都。琦善天津退敌后，被道光皇帝委派南下，接替林则徐，与英谈判。义律索赔600万两白银，要求5座城市对外开放，如果答应，就归还舟山群岛，所有这些问题解决之前，英军必须暂住香港岛。琦善把义律的方案禀告皇帝，同时提醒说，断不可让英军借住港岛，否则他们会以港岛为基地，威胁广东。义律不耐烦，向琦善发出最后通牒，限1天之内，给予肯定答复。琦善劝义律耐心等消息，义律更烦，于是码上加码，生气地把暂居港岛升级为“竖旗自治”，简直就是一个不讲理的恶棍。琦善对谈判未果之前让英军有个住处，心里并不反对，打败了，自以为泱泱大国，温良恭俭让，依然要有风度，但要皇帝批准，这是外事纪律，可一听到义律要在香港自治，妈的，这不是要分裂祖国吗，不用问皇帝，老子就给拒了！

　　为了迫使琦善就范，义律虚晃一枪，又打下了广东沙角炮台，提出借居沙角也行。沙角是什么地方，那是珠江咽喉，是进入广州的第1道门户，当年比香港重要百倍。舟山群岛也一样，比香港重要万倍。琦善思前想后，决定舍卒保车，让义律物色他处，但还是要向皇帝奏请。义律这回高兴了，他见琦善中计，竟提出要香港岛和九龙尖沙咀。谁知琦善在原则问题不糊涂，他说港岛和九龙是两块地方，你们英国人必须遵守前誓，只择其一！义律回答，要港岛，舟山群岛和沙角全还给你！
　　要回了富庶庞大的舟山群岛，要回了军事要塞沙角，代价只是不起眼的边陲小岛，而且只是容英军暂住到谈判结束，琦善如释重负，以为皇帝会欣然。对此，大历史学家兼外交家蒋廷黻曾评价说，在鸦片战争中，琦善虽在军事上无可称赞，但也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地方，而在外交上，他能审察中外强弱之形势，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但这样一个人，竟被文艺作品和中学历史课本抹去他在不可逆转的劣势局面中与义律斗智斗勇的细节，描绘为十足的卖国贼。
　　1841年1月25日，皇帝仍然没有批复借岛，英军等不及了，突然在人迹罕至的水坑口街(Possession Street)登陆，强占了香港岛。第2天，为了名正言顺，义律约琦善在川鼻继续谈判，极为重要的一条是“割让”港岛。琦善大怒，怎么把暂住搞成了“割让”呢，还是那句话，绝对不成！

　　义律看出来了，琦善这儿说不通，于是他自己写成了七条草案，包括“割让”港岛，没有琦善签字，没有皇帝批准，直接呈给英国外交大臣，谎称中国已经同意，这就是历史上子虚乌有的“川鼻草约”。但这份子虚乌有，在中国中学课本里，是琦善卖国的证据，上了大学才知道，琦善根本没看见过这份草约，完全是义律造的假。英国不知道义律谈判艰难，认为他丢了西瓜保芝麻，还伪造假约邀赏，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琦善更惨，皇帝既要他保车，又要他不舍卒，哪怕是提议暂时舍卒也不行，解职查办，锁拿归京！

　　这样一来，第2对儿冤家碰头了，这便是首任港督兼驻港英军总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和钦差大臣耆英。璞鼎查从港岛北犯，攻陷厦门，重占舟山群岛，并且夺取宁波、上海、镇江，这使道光皇帝完全忘记为什么要处置琦善，他竟密令耆英，干脆把港岛赏给英国人算了，丢卒保车吧。
　　说实话，如果非说鸦片战争有卖国贼，贼非琦善和耆英，而是道光皇帝。
　　璞鼎查兵临南京城下，迫签城下之盟，这一回，借住港岛已经不成，《南京条约》第3款已经单向写成，香港岛必须永久性“给予”英国。耆英没有谈判余地，他惟一能做的，是日后阻止英军继续北望。他担负了卖国骂名，私下里却迫切希望九龙衙门改变无城、无府、无兵营的惨状，于是他奏请修建九龙寨城，企图遏制英军北上的步伐。
　　如果是卖国贼，耆英全然不必这样做，张灯结彩，迎接英军北上即是。但他处心积虑，想在九龙半岛设防，希望抱守残缺，镇守未失之国土。在这一点上，琦善如此，耆英如此，弈忻和李鸿章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