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阿忆

　　英国人的种族歧视意识，20世纪后半叶已全无迹象，但如果就此认为种族歧视独属于过去的美国，与英国无关，那是大错特错。20世纪前后，英国人在香港曾经实施了数十年的种族隔离制度，一样罄竹难书。
　　早在1844年，首任港督璞鼎查(Henry Pottinger)颁布欧人华人不得杂居的基本政策，由此，皇后大道在洋人社区和拥挤不堪的华人社会之间划定一条人为界线，泾渭分明。1856年，港督颁布《管理华人墓地和防止污害法例》，华人墓地竟与随地大小便相提并论。1864年，《公园章程》第3条规定，中国技工和劳工不得穿行公园。那时，英国人在香港过着悠闲的日子，中国人却成了二等公民，他们终日劳碌，同工不同酬，工资仅是英人的十分之一。这些制度，在六任和七任港督那里，空前绝后，华人常常被当街行刑，他们甚至不能和欧洲人一起进入香港大会堂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种情形，直至八任港督轩尼诗(Arthur Kennessy)就职，才得以好转。

　　首先要知道，轩尼诗，不光是法国的一种好酒，也是英国的一位好人。其次要知道，轩尼诗做港督时，华商已经崛起，这是国人多有不知而且不大容易相信的一件事。有钱就有力量，极少数华商巨富首先打破华洋界线，在皇后大道购置了洋商的房地产。但英国殖民地部并不喜欢喜欢中国人的港督，希望能对中国人严厉点儿，于是十任港督德辅(Des Voeux)到任，种族隔离制度明显回潮。德辅下令，专门的欧人居住区必须保留，威灵顿街和坚道之间只能建欧式房屋，防止“尚未获得高贵品质的华人”迁入。
　　香港政府的结构，港督之下有行政局和立法局两大命脉机关，十分要紧。
　　在整个19世纪，香港行政局没有一位华人。港督罗便臣(Robinson)认为，华人没有独立精神，所以行政局两个非官守议员给了英商。到了1926年，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才第1次提议，让周寿臣担任非官守议员，目的是缓解省港大罢工结束后华人的反英情绪，而且，周是英籍华人。金文泰费尽口舌，英国才勉强批准，但不许周寿臣翻看机密文件。
　　华人也同样被排斥在立法局之外。1855年，港督包令(John Bowring)曾提议，非官守议员的一部分由选举产生，当然，候选人必须是英人，但选举者不分种族，只要年税缴纳超过10英镑，华人也可以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英人。但是，如此小改良，还是被殖民地大臣否决了。让英国人不大相信的是，没过多少年，华商纳税额竟远远超过洋商，成为香港最大的实业家群体，强烈要求参政。1881年，轩尼诗在立法局会议上宣布，香港最大的地产主已是华商，香港银行发行的大部分货币掌握在华商手中，港府税收90%以上是华商缴纳，本年20位纳税大户中，17位是中国人。因此，他建议，在非官守议员中，增加1名华人，推荐伍廷芳律师担任。他利用吉布议员养病之机，让伍廷芳暂代吉布席位。
　　轩尼诗的动作有点大了，吉布是常任议员，伍廷芳有取代之势，英国殖民地大臣很不高兴，只同意由其临时代理，任期不过3年。同样，立法局研究机密问题，伍廷芳不得在场。
　　就这样，在命脉两局中，伍廷芳成为19世纪惟一一位华人非官守议员。
　　20世纪的到来，并未改变种族歧视状况，直至二战结束，香港的种族主义意识才在世界反殖浪潮中一点点散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