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精英”未完成采访之：

       北京军区司令员、上将朱启

　　在整个“云南精英”的侯选名单里，我最想采访到的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朱启上将。

　　第一次飞北京之前，试图通过114查“北京军区司令部”。很快发现这实在是太过幼稚的想法——连军区电话都是保密的，更何况司令部。

　　到北京后，通过采访的工作和工作之外相见恨晚式的交流，我和我的第一位“云南精英”——二炮文艺创作室主任、著名军旅作家徐剑大校成为了好朋友。徐大哥帮我找到了司令员府上的座机及秘书的手机号码。

　　于是，我和这位姓白的秘书之间旷日持久的沟通拉开了序幕。

　　反复说明来意，对方叫发公函，于是，我到邮局发了公函过去；两日后打电话，白秘书说已经转给首长贴身的另一位秘书，等待回音；又两日，再去电话，叫再等，我想直接找那位秘书，说跟着首长出去了，不在，至于手机号嘛，肯定不能给——我本来还想直接问司令员的手机呢，没敢开口；又是两日过去了，见我实在够诚恳，白秘书善意地提醒说，首长的许多资料和情况都属于军事秘密，是不能公开的（以前我就有这样担心的呀，郁闷），而且，首长这大半辈子还不曾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

　　人家话到这份儿上仍然非常客气，并未直接拒绝。于是我问：“能不能打电话向首长汇报一下，说明我的来意，如果首长不愿接受采访，我也就不再勉强了。”

　　结果白秘书回答：“除非有重大军情，我们不敢轻易打扰首长。”

　　那天，我直接跑到北京军区门口去了。远远望着那道巍峨的大门，我似乎能强烈地感受到，此刻，我想采访的这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就端坐在里面的某一个办公室，或安静慈祥地品着一杯淡茶，或神情肃穆地审着一纸公文。

　　显然，我绝对不可能冲进去，象以往那样抓到某个新闻当事人就不容置疑地即兴地开始采访——这里是北京军区，我想采访的对象是军区司令，那样没准会被当成“刺客”，一枪就给毙了。

　　但我就这样一直在外面守侯到黄昏时分。当最后一抹残阳斜斜地爬上北京军区那巍峨的大门，我转身离去。又熬了一天，我浑身疲惫，工作毫无进展，内心的兴奋感和斗志却也并无一丝一毫的减少。

　　不过，如此一拖，我在北京的时间就已经耗得差不多了。

　　这样一位地位崇高、身份又极其特殊的采访对象，我怎么能就此放弃呢？

　　第二次出差北京，第一时间就联系白秘书。

　　“首长到北戴河疗养去了，要不您在北京多等一下？”

　　“哦，那首长会疗养多久呢？”

　　“难说了。不过每年热天都去的，每次起码两三个月。”

　　这个答复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把情况反馈回报社，有人竟对我冒出一句：“你干脆撵到北戴河去找嘛，还可以顺便玩一下。”

　　去北戴河玩玩我倒是想啊，可毫无线索、未经联系妥当就冲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大海捞针般地找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一位上将做采访——天啦，这个念头太疯狂了吧！这简直是我听过的最最搞笑的黑色幽默了。

　　第三次到北京——“首长在开党代会，绝对抽不出空来见你。”

　　第四次到北京时似乎有戏了——听说朱启已经退休，不再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这应该是个好消息。

　　“首长确实已经退居二线了，不过，他恐怕还是不便接受您的采访。”

　　“为什么？退休后，他的身份就没有以前那么敏感了呀。”

　　“可首长的许多资料和情况依然是保密的，得有好多年才能解密哟。”

　　至此，我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给朱启上将做深度人物专访的“梦想”，终于彻底破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