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外地来昆务工青年仅两岁的儿子遭遇车祸，由于极为穷困，肇事司机又已经“失踪”，孩子挣扎在死亡的边缘（相关新闻详见本报今日…版）。

本报前段时间刚刚就民工子女的生存问题做过一系列专题报道，现在，这又是一个不得不令人叹息的例子，如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谁都清楚将出现怎样的后果。让我们借这个名叫刘青杨的孩子的遭遇，来试着分析一下其不幸命运的偶然与必然。

首先，他遇到了一个道德欠缺的司机（其实，比起好多人，他还算有道德了），肇事后，该司机将孩子送进医院，留下1000多元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不管肇事车出主是不是司机本人，对孩子的伤情他都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他的“失踪”将在客观上造成孩子索赔无着的局面。难道他躲着不出来，就没办法予以追究了吗？在我看来，这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与肇事逃逸具有相同性质，如果公安机关能介入，根据其所留的电话这个线索，将此人从茫茫人海中揪出来，是可以对其采取相应刑事制裁的。这种制裁的缺失，是造成本案中司机肇事后敢于抱着侥幸心理大玩“人间蒸发”的根本原因。

其次的问题在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赔付的严重滞后。保险合同规定：在伤者结束治疗后，凭相应单据才能一一要求理赔。明显，这种由保险公司单方面制定的格式合同是非常不公平的，甚至不近情理。在受害人是民工的这种情况下，往往他们根据就不可能拿得出钱来，自己先把满身的伤病治好，之后才来找你保险公司“算帐”。

第三个值得深思的方面则是：一旦伤者费用耗尽，医院就停止用药的“职业习惯”。关于这点的争议一向很大，固然，在现行体制下的我国的医疗机构都是企业性质，而非福利单位。但如果没钱就不治疗了，这种做法又与“白衣天使”扶死救伤的基本宗旨完全相悖。虽然医疗主管部门早就出台过关于没钱也要及时抢救患者的规定，但遗憾的是该规定没得到很好的落实，对于未能落实的责任追究，目前更是一片空白。

以上三方面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刘青杨们的命运就从一种偶然，转换成一种必然了。在这种背景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建立就显得愈发重要了。其实，去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已经就此做出相应规定，如今已经时隔一年了。我们呼唤该基金能早日建立，并发挥出其救助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