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报纸，都有主笔一职。

我工作过的《新民晚报》，历史上著名的“三张一赵”，比如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赵超构等等，似乎都是当过主笔的。一般而言，主笔的职能是编辑部专门负责撰写评论的人，后来也泛指编辑部负责人。不过，主笔的一大特征，既是新闻官，也是经常动笔的人。主笔者，顾名思义，就是动笔者，而且是主要的动笔者。

    旧时的报纸，一般都十分注重言论。因为，评论是代表媒体立场的。也有人说，言论是报纸的眼睛，也是报纸的魂。遥想当年，《新民报》历史上的主笔，都是好生了得的。这些人，最终被社会认同，而且影响社会，都是缘于他们手中的笔。因此，旧时报纸任用主笔的标准，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写，有没有思想，会不会解释和分析社会。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新民报》的历史，我还发现，旧时的主笔，一般都不会去管“笔政”之外的事情，留给他们的空间，就是写文章，指导别人写文章，并决定版面的风格和办报的方针。因此，他们不会去为经营的事情发愁，也不必为应酬操心。因为，有社长一职，其分工是大有讲究的。有空的时候，主笔们尽可以去喝茶喝酒聊天。当这样的主笔，真的很惬意。

    后来的后来，我们突然发现，主笔被所谓的主编和总编辑替代了。一个“笔”字没有了。因此，主编和总编辑的职能也就愈加的宽泛了。除了一支笔，似乎其他什么事情，都要管了。于是，总编辑们都很忙，忙得一塌糊涂。至于写文章，则被视为多余和可以忽略的事情。我觉得，这都是制度安排造成的。《新民晚》或许是一个例外。赵超构、以及后来的束纫秋先生，毕生都在坚持写文章、写评论。在他们看来，做媒体的头儿，一定是要会写文章，写评论的。否则，就枉担了一个虚名。令我感动的是，赵超构先生直至其辞世前，都在写文章。束纫秋先生，现在都八十好几了，仍经常提笔写点东西。这种习惯，都是毕生历练出来的。

    前些天，我的一位领导曾经在有关的会议上说，今天的新闻媒体，依然需要主笔。对此，我极为赞同。确实，现在的媒体，主编和总编辑，动笔的时间和机会越来越少了。依他们的年龄和精力，动笔写东西，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这里，或许有一个观念的问题。客观原因有，主观因素也有。最主要的是认识问题。有人说，现在早已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传播早已不同于从前了。这是事实，但是，现在的竞争，早已不是“新闻有无”或者“新闻快慢”的竞争，媒体的功力，常常体现在对新闻的解读和分析。有底蕴的媒体，常常在新闻发生的时候，告诉读者和观众，新闻的背景和产生事件的原因，以及因此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这项笔政的任务，显然不是一般的记者和编者所能完成的。它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要求，也是自身素质的要求，比如丰富的经验、开阔的视野、独到的眼光等等。

    然而，我们注意到，现在的报纸，言论的水准，早已在不如从前。言论正在被边缘化，基本没有版面的保障。言论的有和无，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个人觉得，这是与有无“主笔”相关的。过去的主笔，在版面上是有发言权的。这是由他的地位决定的。他写的东西，其他人一般都不敢删改。所谓的“文责自负”。他敢担这个名，也敢务这个实。因此，写出来的文章，也就有楞有角，并有鲜明的风格。读者自然也就喜欢。不像现在，写言论的人，地位不高，顾忌又多，文章也就不痛不痒。言论的没落，也就是必然的事情。

    主笔，是不是旧时的东西？我认为是可以讨论的。今天的传统媒体，正面临太多的竞争压力。如何体现媒体的厚度广度深度，需要我们作认真的反思。因此，我认为，恢复主笔的制度，或许是一个好办法。让专业的人，专心地去办报，专心地写文章，专心地去影响和教育大众，这可能是唯一的出路。当然，新的时代，新的主笔，要求大为不同。唯有一支笔，则是不能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