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第26届奥运会的采访报名工作开始了。

按照惯例，国家体委分配给上海三个采访名额，分别给了解放、文汇和新民晚报。解放日报是杨仁杰，文汇报好像是该报驻法国的记者，是不是郑若麟，已记不真切。新民晚报该派谁去？颇费周折。

当时，新民晚报似乎有三个人选。第一位是彭正勇，体育部主任，第二位是葛爱平，他从来没有采访过奥运会，似乎也该轮到他了。第三位就是我。我时任体育部副主任，既有采访汉城奥运会的经验，也还有相当的采访实力。1990年亚运会犯错之后，我一直在寻机会东山再起，因此，到巴塞罗纳去，便是证明自己价值的最好办法。

此时的新民晚报，早已换了领导班子。丁法章是党委书记、总编辑，副书记是文汇报调来的苏瑞常，副总编辑则是电台调来的李森华，以及周宪法。徐克仁已被免去副总编辑职务，被安排到特稿部去了。体育部的采访人选，最终报了两个人。即彭正勇和我。也许，老丁和党委一班人考虑到奥运会采访的竞争性，最后作出决定，仍由我去采访巴塞罗纳奥运会。对此，我甚为感激。

可是，我的报名表送上去了，却被国家体委有关司局挡了道。他们提出，要求新民晚报换人，否则事情很难办。根据奥运会记者报名规则，各国和各地区的记者采访报名，都是由所属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统一报名的。国家体委不同意，便意味着我无法采访奥运会。这也是当年国家体委“牛*”的地方。各路媒体大腕也不得不看他们的眼色。不象今天，记者外出采访，早已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我相当郁闷。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我也是个有韧劲的人。凡事不买帐、失落不甘心。我开始四处活动。我首先想到一个人。这就是围棋国手聂卫平。我知道，他因为打桥牌的关系，同时任中宣部长丁关根同志相当熟悉，而且，他在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面前，也说得上话。于是，我托他到关根同志面前去说情，同时，也托他给伍绍祖同志转交了一封信。很快，伍绍祖同志的回音来了。他让秘书给我打了电话，传递了一个意思。他说，信收到，建议此信以新民晚报党委的名义、用公文方式报国家体委，然后他才能在上面批意见。伍绍祖说，否则，这不成了开后门了？不过，伍绍祖最后怎么干预此事，批了什么意见，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几周之后，我拿到了巴塞罗纳奥运会的正式记者报名表。看来，这一件事，老聂挺哥们儿的，伍绍祖也是帮了忙的。否则，巴塞罗纳，同我就没有关系了。

巴塞罗纳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也是地中海的重要港口之一，环境优美，古迹众多。可是，我既没有心思玩，也没有激情采访。有点疲惫的感觉。这届奥运会，中国军团经历了“兵败汉城”，卧薪尝胆、意气风发，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我们这帮记者，似乎天天在忙金牌，虽说喜气洋洋，但这种稿件，写起来却没有意思。我这个人，从骨子里说是叛逆的。学新闻的时候，也喜欢人咬狗的新闻。凡事顺了，就没有那种嗷嗷叫的气势。因此，这届奥运会，我始终兴奋不起来。到巴塞罗纳的第三天，我甚至还有一种厌烦的感觉，居然想家了。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我像一个机械的钟摆，终于盼来了奥运会曲终人散的时刻。再见了，巴塞罗纳。那个时候，有个电影，叫《胜利大逃亡》，当时的感觉，就是如此。我从巴塞罗纳逃了出来，去了巴黎，然后去了香港，最后跑到了日本，跑去看望留学的太太了。

巴塞罗纳，一挥而别，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述说的东西。呵呵，争到手的东西，人往往会不珍惜。我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