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信鸽。在《新民晚报》做记者的时候，我对信鸽报道十分痴情。后来，我居然成了上海市信鸽协会的常委。这也是我的第一个社会职务。位于上海武进路的信鸽协会，也是我常去的地方。

1984年6月，上海信鸽协会举办春季竞翔活动。放飞地是中原古城洛阳。从洛阳到上海，需飞越黄河、淮河和长江三角洲的广阔平原，直线距离大约一千公里。参加比赛的上海信鸽，总数超过了一万五千只。这中间，也有我养的五只信鸽。我同上海信鸽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张顺奎先生是好朋友。于是，我建议，能不能随队去洛阳，体验报道一下信鸽比赛的情况。他欣然同意。不过，张先生提醒道：“很艰苦的，你要有思想准备”。我不以为然。

5月31日晚，我同摄影记者周天虹登上了西去的52次列车。一万五千只信鸽，全部挤在一节加挂的棚车内。信鸽协会的人，怕我们不习惯，还专门在前面的卧铺车厢，替我们订了票。不过，我还是下决心，挤在棚车内，同信鸽们一同去洛阳。也算是一种生活体验。对棚车，我是有印象的。我小的时候，经常在春节期间，返回宁波老家去看望祖母。那时候，火车票很紧张，于是，父母们就会买棚车票。反正只是一夜功夫，而且经济实惠。棚车，实际上是货运车厢，铁罐车。车厢内没有厕所，通常会放一个马桶。满车厢的人，挤在一起，就像旧电影里的逃难人。

六月，已是夏天。鸽笼层层叠叠，几乎将整个车厢堆满了。中间，仅容一人行走的通道。尽管，我们将棚车的四个车门全部打开，但车厢里的高温，仍让人喘不过气来。同行的信鸽协会的康来伟先生说，不仅天气热，而且一万多信鸽同时也在散发热量，车厢内的温度，要超过三十度。周天虹这小子，一个人，早早地跑到前面卧铺休息去了。他说：“不得了了。这种地呆一夜，不要变成了人干了？”不过，我却希望留下来。护车的人，是一位信鸽协会的老同志，名叫王纪善，当时已七十多岁。他本人，也是一个信鸽爱好。我们就靠着临近车门的地方，席地而坐。这一夜，相当的难熬。不光是热，而且还臭气薰天。一万多信鸽，屎尿都在笼中，其能量等级，可想而知。

第二天早晨，我们抵达洛阳。大家齐心协力，将大约370个鸽笼，搬上了车站的月台。经历了高温和饥饿的信鸽，躁动不安。当我们将水和玉米，送进鸽笼的时候，信鸽们争先恐后，你争我抢。我很开心。一个一个鸽笼地转，想看看我养的那五个信鸽，在什么地方。可是，很遗憾，没有找到。是啊，太多了。怎么可能找得到？！这些信鸽，翅膀内侧，全部打上了竞翔的记号，我记得是“奋斗”字样。只有报出记号和脚环号的主人，才可以申报成绩。

上午八点半，经过调整和进食，上海信鸽协会正式放飞信鸽。一万五千只信鸽，腾空而起，非常壮观。这些信鸽，在车站上空盘旋几圈之后，然后纷纷向东南方向飞去。信鸽归巢的能力之强，让人感叹。

然而，这次放飞活动，一万五千只信鸽，仅有三千多飞回上海。创下了上海信鸽史上的一个纪录。一般而言，一千公里左右的放飞，通常可以有一半以上的信鸽归巢。我后来知道，洛阳放飞的当时晚上，大部分信鸽，都已飞到徐州蚌埠一带。这些地区，连续几天雷雨交加。信鸽是用磁场来导航的。许多信鸽因此在雷雨区域徘徊，加之天敌（如鹰、野猫）和人灾（枪杀捕杀），造成了重大损失。

我参加放飞的五只信鸽，一只都没有回来。其中一羽雨点，曾参加三门峡的比赛，得过奖，也算是资历丰富、久经考验。这些朋友，后来都沦落到哪里去了呢？人生，其实也有许多心路历程。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考验。唯有坚强和乐观的人，才能活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