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后，在路边的报亭里买到了6月份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每个月出3本，装在包装袋里，报亭里的女人不肯拆开卖，我只好把三本一起买了，花了18块钱。事实上，我想看的只是下半月的那本，更准确地说，是下半月杂志里的一篇文章，说得再详细一点，我其实只想看看里面的3个字，也就是我的笔名，毛小懋。为了3个字花掉18块钱，我想，我的笔名每个字能值6块钱吗？
半年里，我的一些童话发表在外面的很多杂志上，说实话，我还是挺淡定的。但是翻开《儿童文学》的一瞬间，我不淡定了。第一眼，我就看见了我的小说《李小雪的尉迟麟鑫》，竟然是《儿童文学》下半月的首篇。
《李小雪的尉迟麟鑫》应该是我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儿童小说。在此之前，我写的都是童话，而前面的那几篇按2000字的篇幅批量生产的“男孩系列”，从体裁和风格上说只能算是散文。奇怪的是，《李小雪的尉迟麟鑫》我写得很勉强，心里完全没底，写着写着觉得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匆匆收尾。这篇小说最终能够发表，首先当然应该感谢《儿童文学》的小说编辑，菲小姐（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徐雅菲，叫徐老师吧，事实上她比我还小几岁，叫徐编辑吧，感觉上太公事公办，只好跟日落学一学，叫菲小姐，这是一个像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小说里跑出来的称呼，呵呵）。如果不是她的建议和润色，这篇小说不可能有现在的结尾，只能带着莫名其妙的悬念，躺在我的电脑里睡大觉了。

另外，5月份的《少年文艺》登了我的一篇《写日记的男孩》，要谢谢刘丽老师。因为样刊寄到了父亲的手里，我在西安看不到，于是上周骑车出去找。问了许多报亭，包括一家邮政书店，都没有上海的《少年文艺》，不过都有《儿童文学》。这么说，尽管两本杂志的质量难分伯仲，但是说到发行，《儿童文学》似乎做得更好一些。然而从内心讲，我对《少年文艺》的感情更深厚，这份感情来自小时候。
现在已经记不清我的第一本《少年文艺》是怎么得到的了，但我永远都记得，当年骑车去城里买《少年文艺》的情景，那一路上的快乐。那时候，我的每一分钱都攒得很辛苦，但是月底总能怀揣着三块五毛钱，趁着爸爸不注意，骑上他的老式自行车，沿着公路飞奔一个小时，去城里买一本《少年文艺》。有时老板说，杂志还没来呢。那个满头大汗的少年只能怯生生地问，什么时候来？老板头也不抬，明天看看吧。于是赶紧骑上车，再飞奔一个小时，回镇上。还好，爸爸没有发现。第二天，骑着车又去了城里。一路上顶着大太阳，连根冰棍都舍不得买。终于买到了《少年文艺》，骑车回去的时候是要一路唱着歌的。
当然，有时候更不幸，杂志被别人买走了（当时整个小城好像也只有那一个报亭卖《少年文艺》），那种沮丧真是难以形容，会持续整整一个月。现在，我再也体会不到当年的那种喜悦和沮丧了。

昨天晚上看完了《回到未来》。虽然是25年前的美国电影，现在看依然激动人心，但是我越看越郁闷。因为我发现，电影的情节真像我的童话《爸爸比我大一岁》。事实上，《爸爸比我大一岁》是我从陈可辛的电影《新难兄难弟》中扒来的故事结构，可惜很显然，《新难兄难弟》本身就是偷师《回到未来》的。
《爸爸比我大一岁》是迄今为止我的童话里转载率最高的一篇。先是发表在1月的《读友》，接着被3月的《快乐童话》转载，接着被5月的《启迪》转载。可能在编辑看来，这种让儿子与童年的爸爸称兄道弟的题材很新颖，其实它只不过是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故事模式，后来被90年代的香港翻版了几次。我忽然想，这个现象是不是可以说明，我们国内的儿童文学潮流通常要比外界滞后十多年？

六月份的《童话世界》还有我的两篇短文，上个周末与李伟兄见面，已经预先拿到了这本杂志。高兴之余，也有一些遗憾。当初，我是把这两篇稿子发给张越老师的，现在杂志出来了，张老师却已经离开了他为之辛劳了四年的《童话世界》，真有物是人非之感。
我的第一篇在我们杂志以外的刊物上发表的童话《冷先生的微笑》就是张老师为我编发的，那篇童话的发表对我坚持至今的写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这里，再向张越老师道一声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