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时间在这里充分显示了它的相对性，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它时而像一只厌倦爬行的蜗牛，时而又像过隙白驹，好在，它给出了限度。这一限度，使后面露出了一丝希望之光，使一切都显得还承受，还可忍受。在房间里，我给自己制作了一个倒计时的牌子，每过一天，数字就会相应变小，出于一种相对放松的，游戏的心态，我在这个自制的计时牌下面贴上一张长长的纸条，上边抄录了一段文字：“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然地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因为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甚至根本没脸人跟时间较量过。这个战场不过向人显示了他自己的愚蠢与失望，而胜利，也仅仅是哲人与傻子的一种幻想而已。”在这纸条的下面，是我新近买来的两块钟表，它们对时间的表示基本一致，但样子却有很大的不同：一块表是石英的，时间刻度用指针表示，而另一块则是电子的，时间在它那里是闪烁，变幻的数字。我的一个朋友曾来到我的房间，我对他讲，抄录的这段文字来自于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他伸长脖子仔细地看了看，“不错，挺深刻。”至于为什么制作一个倒计时的牌子，我用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谎言搪塞了他，当然，他只是随便问问，并非是对我房间里的布置有什么兴趣。有“兴趣”的是我的父母。我母亲对此忧心忡忡，她觉得我越来越怪，再这样下去没办法更好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当然也不会有姑娘喜欢我，而我父亲则更坚定了他对我的看法：我是一个废物。一个家庭，对社会都无益的人。我的存在只能是消耗粮食，充当他眼里的钉子。他哗哗哗哗地翻动报纸，从不用正面的眼光看我一眼。

我再次送出了一封信。收信的是一个老人，她居住在居留村一间低矮，破旧的士房里，我敲过很长时间的门可是没人应声，我将信从门缝里塞下去，后来想了想，推开了门。屋里一股浓重的阴潮、霉变的气味儿，它几乎是胶质的，我一进屋便被封在了里面，就像琥珀里被松汁粘住的小虫儿，费了很大力气我才从中挣脱出来。我看了一眼躺在炕上枯瘦的老人，她已奄奄一息，身边放着两个青灰色的碗，半碗水，另一只碗里是干硬的馒头。从她家出来，我去了村委会，一个会计模样的老头听过我的描述，走进屋里打开了喇叭：“某某某，某某某，快去你娘那里，快去你娘那里，人不行啦！”他接过我递上的烟，“都说养儿呢。老太太可没少受罪。”

另一封信，递到一个女孩的手上，她长得不算很漂亮，但肤色很好，眼睛里透着一种让人心动的晶亮——当然，这种“晶亮”也许是我加入的，因为我知道她接过的是死亡——将信件递过去的瞬间我有些犹豫，甚至有了某种的冲动，但最终我的怯懦和私心还是小有战胜。我涨红着脸，声音里带着沙哑，“好好，保重。”她笑得简直像一块水晶，“谢谢，邮差。”我知道她对我的话和我的动作表情有着误解，她绝不可能听出里面的潜台词——面对已被关紧的门，心里的冲动还在一波波汹涌，但怯懦和私心的堤坝也随之越垒越高，某个声音不断对我进行着提醒，你的阻止并不会真正能够阻止，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于事无补，反而会给自己造成灾难。你也得想想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那个声音还说，你只是做了你的职责规定的事，你的职责和医生和工人没有什么不同……离开女孩所居住的小区我尽量让自己显得平静，平常，可内心里，大大小小的碎石相互撞击，摩擦，发出着声响。

三天后，居留何里出现了一具遭到肢解的女尸，她已被河水泡得不像人形，而两条腿其中的一条在距离她身体 一公里的地方找到，另一条腿则始终无影无踪。是那个女孩。她是在两天前遇害的，警方正在追查凶手——我没有去听绿同事们的议论，故意堵住自己的耳朵，故意将种种议论抛在一边，专心致志地翻看一张由新闻和广告拼成的报纸。在一次漫长而无聊的例会上，办公室主任对我近来的工作进行了表扬，受到表扬的还有老A、老B……和上一次不同，我没有获得任何的兴奋，而是将视线悄悄地移向窗外，那里阳光灿烂，带有火星，空气里一股股热流在街上弥漫，行人们也仿佛被晒干了水分，这时我看见了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熟悉的蓝格上衣，低着头，仿佛心事忡忡——是呼建！应当是他，无论穿着，形态，走路的姿式……空洞、无聊的例会终于有了生气和活力，我强按住自己的屁股，怕一旦有所放松它会自己从椅子上弹起来冲出去，冲到大街上，冲到那个人的背后。我用力按住了自己的屁股，但无法按住自己的思绪，它跑得更为飞快，更为辽远。没人能够理解我当时的激动，不只是别人，现在写下这篇文字的我也难以把当时的激动还原，它就像倒入河流中的水，再也无法将它重新收回——那一刻，我有一种强烈的恍忽感，感觉自己在一个梦中待了很久，把梦中的发生当成了真实，现在，梦醒来了，曾经被梦弯曲的时间又接上了从前，呼建，和所有在梦里“死去”的人都还好好地活着，什么都不曾发生……我喜欢这样的结局，我愿意让自己相信这样的结局。

接了邮车，分完报刊和信，我骑上车飞快地朝呼建的家奔去。迎接我的是紧闭的门。我敲着，出于某种小心我并没有呼喊呼建的名字——另一边的门打开了，她看我的眼神像在打量一个贼。“他们家没人。晚上才回来呢。别敲了。”我停下手上的动作，“哦。请问，这家，是不是姓呼？”“是。”她把自己的“是”关在了门外，被关在门外的还有我，我盯着呼建紧闭的门，竟然生出了一丝的隔世感。傍晚，我再次敲响了那扇门，开门的是一个穿着短裤的陌生男子。“你找谁？”我说，我来找呼建，他原来是住这里的，陌生男子上下打量着我：“这房子现在是我的。这里，没有你找的呼建。我不认识他。”

也许那个呼建只是我的错觉，只是一个和他长得很像却有着不同名字不同命运的人，和那个叫呼建的人毫无关系；也许呼建在另一地重生，但被取消了全部记忆，这次来到云城只是偶然经过，他奔赴到另一个和他更为相称的命运中。也许，时间和幻觉在跟我开一个特别的玩笑，它重现了往日的某一片段，就像海市蜃楼，将我带入到幻觉之中，然后再部分地将它击碎，让我无法辨别哪一点是真实的，哪一点是虚假的梦。当然，它也许是马面有意给我安排的一个梦，我从一个梦里醒来其实还在另一个更大些的梦中，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梦在包裹着它。也许……另外的也许，更多的也许存在着，它在我的理解能力之外。

晚上，我重又找出那些年写给诗人呼建的诗，它在一家刊物发表过，但呼建并没有看到。我写这首诗的时候呼建已经很坚决地告别了诗歌，那时他在经商。刚刚离异。

穿着风衣，从风的缝隙里走出的那个人

戴着墨镜，把面孔隐藏在背后的那个人

行走着的，吹口哨的那个人

停下来，系着鞋带的那个人

从我的门外走过，像灰尘一样消失了的那个人

从我的门外走过

留下了雪、脚印、泥巴、和烟蒂的那个人

他们说，他曾是个诗人

有关他的传说，我相信，没有一件属于真实，就像我相信，没有一件不是真实一样。三年之前，他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死亡，正如他，在三个月前，把自己的一截断指交给了曾经的爱情

在一杯咖啡的里面，他只剩下了苦，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傲气，潇洒，而习惯着隐藏和缄默。如果不是那枚断指，爱情，怎么会这样地脸色苍白？

别对他再谈什么诗歌，你会

逼出他脸上的皱纹，不屑，恐惧

和一千种复杂的表情

但在谈色的时候他是投入的，飞扬的眉头始终按不住

也别跟他谈钱，尽管现在，他仍在经商

穿着风衣，从风的缝隙里走出的那个人

戴着墨镜，把面孔隐藏在背后的那个人

行走着的，吹口哨的那个人

停下来，系着鞋带的那个人

从我的门外走过，像灰尘一样消失了的那个人

从我的门外走过

留下了雪、脚印、泥巴和烟蒂的

那个人

他们说，现在，他什么也不是

……

这首旧日的诗作让我记起了呼建旧时的样子，记起我将信件递给他时的情景，不知道为何他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像一只顽固的苍蝇，挥之不去。把呼建比喻成苍蝇并没有特别的不敬，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总爱这样比喻，写过不少有关苍蝇的诗。想起那个年代真让人有些百感交集。

再次遇到马面时我和他谈起那日看到呼建的事，他对我说，绝不可能。在他接受死亡的信使这一差事，来往于阴阳两界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发生过重新复生的事，除非是出现了怎样的错误，抓走的魂魄也没有经过奈何桥。所谓看到呼建，一定是我的错觉。我嘴硬了一下，固执了一下，有人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时间是往复的，我说，同一场景可能在之前的时间里出现过，也会在之后的时间里出现。大概苏格拉底、博尔赫斯都持有类似的观点。我说，你怎么认定，呼建的再次出现只是幻觉，而不是在另一时间里的存在？马面愣了一下，随后他笑起来：“这我倒没想过。也许会这样吧。不过这种情境我从未遇到过。”

四个月的时间，它越来越呈现它的煎熬性质，也越来越呈现出希望。期间，我又送走了四封装有死亡的信，其中一封送给了我的大伯。那封信在我拿到手上时就显示了重量，在离开县城前往安成前我给父亲打去了电话，告诉他说，我大伯已经不行了，你马上去看看吧。电话那端，我父亲对我的信息，很不信任，他说，要是你大伯不行了你大哥哥早打电话来了，可他没有来电话。我听见，电话那端噼噼啪啪，他应当是在打麻将。“我说的是真的。你还是马上去吧！”放下电话，我已是泪流满面。

路上，我一遍遍想起负责西片报纸的绿同事的话，他说，如果信件要送到他最亲近的人手上，他会不会送？会。他没有别的选择。在那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中，绿同事颇有些感慨：人，真到了事上就知道了。人在本质上是自私的动物，何况你又无法改变什么。在层层叠叠的泪水中，我一遍遍告诉自己，你又无法改变什么，你又无法，改变什么。

第二日凌晨，大伯走了，他被悄悄塞在枕头下边的那封死亡信带走了，向着远处，未知和陌生。下岗的、贫困的、肝硬化的树哥哥还在路上，他还在接受生活的颠簸，和他焦急的心作对的缓慢、无奈、以及种种失望和打击。大哥哥说，他在路上，我们谁也别告诉他父亲已去世的消息，别让他着急。大家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大伯的后事，在渐渐乳白的天色中忙忙碌碌，躲在昏暗中的大伯像一个被摆放的物件，显得不够真实。大伯走了。有着记忆和许多美德的大伯走了。天色开始渐亮。姐姐哭出声来，她打开了哭声曲颈瓶的瓶塞，里面的哭声早存了那么多。

我向单位请了一周的假，一直请到大伯的葬礼完全结束。在向主任请假的过程中，我部分地夸大了大伯对我，对我全家的好，运用了报告文学的某些手段，使一向苛刻，小气的主任显得异常慷慨。给大伯守灵的晚上，我一遍遍想着我所送出的死亡之信，一遍遍想着，猜度着死亡。我也想问一问我大哥哥，大伯的那本“家谱”放在了何处，是否还在，但他们的忙碌和另一些原因让我放弃了询问。死亡是一个故事，葬礼则是另一个故事，我将会在另外的文字当中记述它。死神邮差这一角色使我改变了很多，虽然我难以说清改变的都是些什么。

我承认，在收到那种死亡信函的时候，有几次，我都有改上另一个人，另一些名字的冲动，这种改变有充分的理由，被换上的名字在我看来早就应当死去并且不止一次，可他和他们的活着，逍遥，为非作歹。大伯枕下的那封信上有着纷乱的画痕，那都是我用一支钢笔画上去的，但最终，我还是……我的骨子里有我一直鄙视的怯懦，每到某个时刻它都会站出来变成另一个我，在我的耳边和大脑中对我提出警告，给我展示一幅可怕的场景。和它站在一边的还有我的自私，它有一条长长的尾巴，一条灰色的阴影。它们也是我，我的一部分，若不是充当死神信使的经历我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清晰地看见它们。它们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合成一个，以使自己高大一些，甚至有了光辉。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尽管缓慢，尽管还有被什么笼罩着的感觉，但更多的光照进现实，它在云城的冬天尤为重要。还有两天，一天，我擦掉倒计时牌上的数字2，改写成1——我有着太多的激动，忐忑，疑虑和不安，它们使那一天变得极为漫漫漫漫长，也使我的枕头里生出了起起伏伏的刺，让我的头在上面辗转，昏昏沉沉却难以入睡。我将房间里的钟表统统移到了客厅，甚至努力塞住耳朵，但嘀嘀嗒嗒的声响却还在，贴在我大脑的上方，清晰，顽固。闭着眼，昏昏沉沉像吸满了水的海绵，可睡意依然被阻在外面，它们在用力拉锯……临近黎明的时候我才睡去，并做了一个清晰无比的梦。

在梦中，马面穿着白色的上衣，他坐在我的对面，四周是灿烂无比的白光。在他的面前，我丝毫没有掩饰我的如释重负，我用晶亮的小勺敲击着咖啡杯的杯壁，让它声音清脆，如同音乐——马面笑眯眯的，他好像说了一句祝贺的话也好像并没有说，咖啡屋里，作为背景的是一曲经典的乡村音乐，马修·连恩的《狼》，我熟悉它的节奏和每个音符。这时，马面掏出了一个信封，递给我，他的笑容那么勉强地挂在脸上——收信人一栏里，写着的，是我的名字。

不，不，这不是真的，怎么能这样……我在梦中大喊，挣扎，以至咖啡屋里那位一直慵懒的服务生也支起了自己，朝我的方向看——我说不，我不要，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满腔复杂，举起手里的咖啡杯，重重地摔向了地上——

那一刻我醒了过来。光线突然地暗下去瞬间之后又重新明亮起来，阳光已洒满了窗棂，并照在我的床上。在醒来的那刻，咖啡杯破裂的脆响也跟了过来，同时跟过来的还有马面的半身衣服，我看见那缕白光在我身边闪了一下，然后快速走到门口，从门缝里挤了出去。经过三至五分钟的停滞，我稳住自己的血压和心跳，开始寻找那封马面留下的信，死亡的信函：床边，床下，枕头下面，被子的下面……这时，屋外传来母亲层出不穷的指责，一个个好吃懒做，做好饭了一遍遍叫都不起来，大的小的老的少的没一个有良心，我这样腰酸背痛也没谁想搭一把手，该上班的不去上班该找活干的不找活干谁瞎了眼跟你们一辈子……我直起身体，认真听着，这些平日让我无比厌烦的唠叨指责那无意让我露出了笑容，同时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