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重读《小说的智慧》，米兰昆德拉在《某处之后》有这样的一段话：

    的确，一个诗人如果不是去寻求隐藏在“某处之后的诗”，而是“保证”使自己服务于从一开始就知道的真理（它自动上前，是“在前面出现”），那么，他也就抛弃了诗的使命。这种先入的真理是叫革命、或者异议，基督教信仰还是无神论，它是较为有理还是站不住脚，这都无所谓。一个诗人，如果他不是为有待发现的真理（它是耀眼眩目的）服务，那么，无论他服务于哪一种真理，他都是一个虚假的诗人。

    说得真好。也让我汗颜。

    我的许多小说和诗歌，其实找到的也只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的真理。小说和诗，似乎更应当探寻被掩藏在日常下的、阴暗处的生存之谜，情感之谜，人性之谜。它更应当模糊，而诗，尽可能地使这种模糊保持住，虽然诗人所做的看上去是使之清晰的努力。

    因我准备一部长篇的写作，加上自己的工作事务，无暇他顾，而自己多少也属于不太会拒绝别人的“滥好人”，当面要求写评写序的不好拒绝，故自己的写作一拖再拖，我想长此以往，我会变成一个只有一张大嘴说别人作品一二三的人。当年，余光中先生说要废掉一个作家的最好方法是不停给他写信，现在，在我看来，是让他写评写序。

    有些爱护我的朋友也多次劝我，此类文字要少写。

    故在此声明，从现在开始，无论是谁，请不要再向我提出写评写序的要求，我也不再答应。当然，前面已应下的，除外。同时，此声明长期有效。

四个月，时间在这里充分显示了它的相对性，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它时而像一只厌倦爬行的蜗牛，时而又像过隙白驹，好在，它给出了限度。这一限度，使后面露出了一丝希望之光，使一切都显得还承受，还可忍受。在房间里，我给自己制作了一个倒计时的牌子，每过一天，数字就会相应变小，出于一种相对放松的，游戏的心态，我在这个自制的计时牌下面贴上一张长长的纸条，上边抄录了一段文字：“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然地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因为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甚至根本没脸人跟时间较量过。这个战场不过向人显示了他自己的愚蠢与失望，而胜利，也仅仅是哲人与傻子的一种幻想而已。”在这纸条的下面，是我新近买来的两块钟表，它们对时间的表示基本一致，但样子却有很大的不同：一块表是石英的，时间刻度用指针表示，而另一块则是电子的，时间在它那里是闪烁，变幻的数字。我的一个朋友曾来到我的房间，我对他讲，抄录的这段

那些日子，我忽然地喜欢上五六岁之前的小孩儿，每次看见都会停下车子看上两眼，甚至有种想过去抱一抱他们的冲动——我在商店里买了许多样式的奶糖，不忙的时候，找一个不惧怕我的孩子逗一逗，然后递上奶糖，同时将另一块奶糖放进自己的嘴里……我母亲竟也发现了我的这一变化，要知道，她一直粗枝大叶，目中无人——她对我这一变化的解释是，我想结婚了，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她的解释给了她巨大的鼓励，四处找人给我介绍对象，乐此不疲……其实我对孩子的喜爱与此毫无关系。不过，我是想有一场属于自己的恋爱，之前那种松松垮垮，无所事事的日子有些慢待自己。

期间，我去医院看望了我的大伯，胃癌晚期，大概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而已。我去医院的那天他的精神还好，和我说很多的话，反复说的，是等病好了，开了春，去小树的家里住些日子。小树是他最小的儿子，大我一岁，在郑州当工人，生活相当拮据。他谈到我的父亲，问他还那么爱看报纸么，腿怎么样，然后叫我大哥哥从床下的包里拿出一个很旧的塑料皮本子。大伯指着上面的字，“这是从你老爷爷那辈记的，前面的家谱破四旧时烧了，只记得，我是在十一世上，你老爷爷的父亲哥仨儿，有一个爷爷叫柱，一个爷爷叫槐。

带有死亡印迹的信，那种特殊的信似乎成为了历史。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我再没收发那样的信，心情也逐渐恢复了平静，当然，这份平静和之前的平静多少有些不同。一个人的时候，我偶尔还是会想到死亡，想到那几封奇怪可怕的信，想到死者呼建——当这些想到在我大脑里出现的时候我便尽自己的最大力气想一些别的，努力将它们挤出去，让它不能获得发芽，甚至我想使用铁锨、锤子与灭草剂，将它们连根挖起砸成碎泥。我发现，驱逐那些“想到”的办法有打麻将，在酒桌上把自己灌醉，看所谓的黄色录像以及不停地跑步，在不同的时间使用不同的方法。我和主任谈起了我所送出的第三封信，他虽然依然认定这仍是偶然但又吩咐我，如果再有类似的信件要先告诉他，他说他在邮政局都干了近二十年了还从未有这样的听闻。然而信件却不再来了。

我也以为都已过去，没有必要再把信件的事放在心上，无论它是巧合还是其它的什么。这一天，我来到邮政营业厅，和一个关系较好的绿同事在那里聊天，把胳膊架在椅子的背上——在偏僻的云城，书信和包裹的业务量很小，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无所事事上，那天也是如此——我突然看见，那个人走了进来。我一眼便认出了他，认出了他身上所带有的那股

某年秋天，我在云城县邮政局谋得了一份差事，成为了一名邮差。对于这项工作我谈不上喜欢，但至少，它将我从每日的无所事事中打捞上来，所以工作起来还算尽心。而且工作也不算忙，沧州过来的邮车往往在中午或下午一点的时候才到。在等邮车的时间里我可以和其他的绿同事们天南海北鸡毛蒜皮，也可随手翻翻尚未分发下去的报纸刊物，重温一下自己的诗人梦。当然这属于个人的秘密，我有意掩盖着它，像伤疤一样羞于示人，从不让它众人面前悄悄发芽——好了，打住。事情就是这样，前年秋天的时候，我在邮政局谋得一份邮差的差事，负责县城东片和居留、安成两个乡镇的书信往来。顺便说一句，安成是我的老家，我在那里出生并曾当过八年的“小社员”。

关于我的日常，我的工作，包括我这个人，都没什么好说的，我知道它对你构不成吸引，所有的日常都那么大同小异，缺乏新鲜感。所以简短介绍之后及时打住，后面谈的，可能会有趣一些，你只需要再拿出一点点的耐心，一点点，就已足够。

我发现，每个周一、周五，一个老人都会在下午一点左右准时到来，他冲着每个人笑，尽量让自己不太显现，在我们忙碌的时候并不多余——看来大家都

                             从现在起

我变得和全世界的人都不一样了

因为你们还有母亲

我母亲的位置已经空空荡

——评和晓梅小说集《女人是“蜜”》

在写作中，和晓梅有一种坚硬的甚至可称为固执的专注，她专注于女性和她们的命运，专注于对她们生存状态的凝视，专注于对她们内心隐秘与波澜的体察，爱和生命价值的追问与探寻。这专注使她的小说有了力量，有了阔大的刺痛。收录于小说集《女人是“蜜”》中的八篇小说中其中七篇的核心是女性（《等待的卡西》是例外，它只有三千多字，只是一个轻快的散板，只

   ——品读付秀莹小说《旧院》的关键词

     我的母亲，曾经是辛集村上的妇女主任，这一点有据可查，不属于虚构。那时叫生产大队，那时叫向阳公社红旗大队，我是村上的小社员。那年月，她的怀里揣着一本厚厚的斗争哲学，看我父亲都是一副阶级斗争的样子，特别是“反标事件”出现之后。可她，却基本没说过我姑姑的坏话。

    “你姑夫根本配不上她”。即使现在，姑姑离开人世已三十几年，提到她，母亲都会叹气，“她要是生在城里。”唉。她的意思是，姑夫不该生在这样的家里，“她唱戏也唱得好。演过李铁梅。”

    提到李铁梅，我自然想起我母亲的一次登台演出，那是她唯一的一次演出。事情是姥姥告诉我的，用她的话说我母亲那次可是“出尽了洋相。”

    上台演出不是出于我母亲的自愿，她在这点上倒有些自知，然而无论她如何推三阻四也没办法推掉，只好硬起头皮。当时，每个生产队都要组织唱样板戏，这是担任妇女主任的母亲的工作任务。她四处拉人唱戏，好说歹说终于将人组织起来了，据说是扮演反面角色的二奎叔出的主意，他提议，我母亲必须带头，在演出中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