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曾经是辛集村上的妇女主任，这一点有据可查，不属于虚构。那时叫生产大队，那时叫向阳公社红旗大队，我是村上的小社员。那年月，她的怀里揣着一本厚厚的斗争哲学，看我父亲都是一副阶级斗争的样子，特别是“反标事件”出现之后。可她，却基本没说过我姑姑的坏话。

    “你姑夫根本配不上她”。即使现在，姑姑离开人世已三十几年，提到她，母亲都会叹气，“她要是生在城里。”唉。她的意思是，姑夫不该生在这样的家里，“她唱戏也唱得好。演过李铁梅。”

    提到李铁梅，我自然想起我母亲的一次登台演出，那是她唯一的一次演出。事情是姥姥告诉我的，用她的话说我母亲那次可是“出尽了洋相。”

    上台演出不是出于我母亲的自愿，她在这点上倒有些自知，然而无论她如何推三阻四也没办法推掉，只好硬起头皮。当时，每个生产队都要组织唱样板戏，这是担任妇女主任的母亲的工作任务。她四处拉人唱戏，好说歹说终于将人组织起来了，据说是扮演反面角色的二奎叔出的主意，他提议，我母亲必须带头，在演出中扮演角色。他的这一提议马上得到所有人的呼应，我母亲骑虎难下，最终选择了一个只有三句唱词上两次场的小角色。就是这一小角色，也让她丢到了大丑。（据二奎叔说，我母亲因此记恨上他了，处处和他作对，后来寻了二奎婶一个不是，带领民兵将二奎婶在大队部吊了半天。我母亲断然否认吊起二奎婶是出于对二奎叔的报复，公报私仇，她说二奎婶完全是咎由自取，她竟敢和公社的人撒泼，不吊她在公社那里也交待不过去。他们说过这些的时候事情已过去二十几年，他们是在麻将桌上聊起此事的。我母亲还要二奎叔感谢她，她说，二奎婶原是村上有名的泼妇，被她吊了半天，脾气可改了不少。）

    可以相见，上台之前的母亲是多么紧张，坐在台下的姥姥都跟着出了一身身冷汗，她一直注意戏台一侧我母亲的举动，我母亲越来越让她不安。终于，轮到我母亲上场了。锣鼓的声音一下大了起来，至少姥姥感觉它响亮起来，急迫起来——

    第一句，我母亲就唱走调了。

    台下一片轰然。他们太熟悉样板戏的每一句唱腔了，太熟悉样板戏的每一句词了，即使他们多数人都不认识字。我母亲摇摇晃晃，在那片让人眩晕的轰然中又使劲喊出了第二句，下台的轰然更为猛烈，甚至开始前仰后合——因为慌乱，我母亲的一只鞋子还跑掉了，第三句她是无论如何也唱不出来了。

    这时我的姑姑，台上的主角前来救场了。她先声夺人，篡改了戏词，顺理成章地扶起母亲，并悄悄将鞋子踢到我母亲脚下。接下来，姑姑继续着急中生智新编的戏词，将场下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我母亲，灰溜溜地下场，从后台一路小跑跑回了家，第二次再轮到她上场时人已无影无踪。

    县里的样板戏剧团曾叫我姑姑参加演出，但最终还是将她退了回来，我母亲打听到的理由是，姑姑唱念俱佳，但缺少英雄的刚毅和豪气，也不太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都是命啊。”我母亲很为姑姑惋惜，但姑姑看上去毫无波澜。

    姑姑的毫无波澜也许是属于伪装，像一面湖水，湖面下边暗流涌动，鱼群飞奔在湖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它平静得像镜子，像凝结成的巨大的玻璃。或者，用到那个比喻：灰烬中的火焰，它的外在呈现出的是平静，决绝，而内心里，却贮藏有热烈的火焰，它一遍遍的烧伤着自己。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猜度，姑姑从未和别人谈到过自己的事，从来没有。她有着极度的聪慧和敏感，却仿佛是一个无心的人。

    在我打捞起的记忆中，有一段姑姑看戏的情景，这个情景只有部分清晰其它的则出现了破损和锈迹。那时姑姑已经出嫁，回来住娘家，正赶上县戏团来村上演出，在我母亲的一再怂恿之下，她也跟着去了。

    那年我九岁或者十岁，具体年龄记不清了，反正是在上小学，比我父亲教的班低一年级。我不太爱看戏，尤其受不了“日本鬼子”、“汉奸”、“劣绅”的腔调和嘴脸，但因为姑姑在，还是去看了，并早早为她们占好座位。占座位这活儿对我来说是一件极为困难和难堪的活儿，但那一日我还是保住了自己的成果。

    其实戏还没有进入高潮，冲突刚刚进行不久，周围的吵嚷、骂孩子的声音、嗑瓜子的声音还一片一片，我姑姑就悄悄地哭起来。她直着身子，眼睛朝着看台上，任凭眼泪顺着鼻翼的边侧下滑，紧闭着嘴唇。我看在眼里。

    戏演得并不怎么样，后来许多人都这样评价，可我姑姑却一直哭到戏终人散。“太入戏了”，姑姑用红肿的眼睛冲着母亲笑笑，她转过身来指派我，“去，看看卖糖葫芦的走了没有。”她的声音里还含满了泪水，另外的泪水还在向外涌。我的母亲，一向粗枝大叶的母亲竟然也显出一副异常表情，她握了握姑姑的手。

    戏已散场。台下的人流，喧杂和灰尘都在散去，随后，台上的灯熄了。四周尽入黑暗。

    一枚淡淡的月亮，很脆弱地挂在角落里。

    下潜，再一次下潜，我触摸到一只蜜蜂地尸体，接着，一大推蜜蜂的尸体也随之浮出水面，它们密密麻麻，翅膀似乎还在煽动，而身体却早已死亡。沿着蜜蜂的线路，我闻到一股敌敌畏的气味，在夕阳灿烂的余晖下弥散，然后，整个黄昏在记忆里慢慢显影，清晰起来的还有蜂房前严严包裹住自己的我母亲，还有那些从远处奔赴到死亡中的蜜蜂。它们在敌敌畏未散的雾气里旋转，像黑雨点一样层层坠落。

    那时我还小，但它是记忆中相当清晰的一幕，看看蜜蜂们层层叠叠的死亡，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慌，似乎是，世界末日的来临——这一点毫无夸张。那些蜜蜂的尸体在我心上造成巨大的阴影，在这层大阴影里，还有我母亲和奶奶摔摔打打，吵吵闹闹的战争。

    蜜蜂是奶奶养的，因为二叔，奶奶不得不暂时搬出自己的院子，并将蜂房也带到我们家里——最终让我母亲同意奶奶搬过来住，进而将蜂房也搬过来，是我父亲、我奶奶和我姥姥共同努力、斗争的结果。这个过程相当漫长也很费周折，在我的小说《蜜蜂，蜜蜂》中已有描述。记忆留给我的印象是，奶奶和母亲仿佛是前世的冤家，她们一直在斗，直到奶奶暮年。当然，记忆还留给我这样的印象，奶奶的存在就是为了跟爷爷争斗，争吵，并屡屡以爷爷的失败而告终——在我家人那里，也有一部丰富的斗争史啊。

    还是说那些蜜蜂吧。蜜蜂本来是无辜的。

可是，一只蜜蜂用它尾部的刺蜇疼了我母亲。它是有罪的，它导致了整个蜂群的灭亡，我母亲正想将它们全部杀死找不到借口呢。奶奶不在家。母亲找来敌敌畏，喷雾器，然后用毛巾、纱布将自己层层包裹，她的样子像一个很笨拙的杀手，有着和她笨拙不相称的冷酷。她足以杀死所有蜜蜂。对了，那天我父亲也不在家，只有我，将她恶狠狠的举动看在眼里。

屠杀。让人心悸的屠杀。

天黑起来的时候，奶奶回来了。她有一双小脚。她和她那个年龄的人，都有这样的一双小脚。

    姑姑去世后，姑夫又娶了一个女人，生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后来有一次他嫖娼被抓，是我父亲通过他的学生，为姑夫交了罚款，将他领出来，领进了家。那时的姑夫灰溜溜的，像第一次进我们家时的情景，很快他就喝醉了。后来，他做鱼粉生意，开始挺红火，没几年就一落千丈，据说他在无棣又有了女人有了孩子，据说他迷恋上了赌博几次被讨债的人追杀——后面的事都属于道听途说，他已经许多年没来了，就是我二叔被淹死的那年，他也没来悼念，是叫他儿子来的。那是一个很腼腆的孩子，给我们一家人很好的印象。我母亲说，他应当是我姑姑的儿子，举止中分明有我姑姑的影子。

    一直没有落泪的奶奶，却旁若无人地哭起来，它的下巴上挂着泪水和鼻涕，把姑夫家的那个孩子紧紧抓着，抓住不放。奶奶的哭感染了很多人，最后，那个孩子也跟着哭出声来。

    ……

    姑姑嫁过去的那些年，姑夫是一种什么样子，他的许多或可称为“劣习”的东西，是否早已开始，冒出了芽，扎深了根？我对此毫无印象，只记得姑姑姑夫来来走走，每次都是匆匆忙忙，有一次他喝醉了蹲进厕所不出来，槐叔和我父亲将他架出来时他正努力地哭着，仿佛有巨大的委曲。姑姑说他一喝酒就这样，有时还拿头撞墙。我爷爷活着时也有这样的习惯。

    一个人回娘家，姑姑也很少提及婆家的生活，挺好的，挺好的，过日子嘛。她总爱看我写作业，翻着我的作业本，一遍一遍。有时，她还找我要一张纸用铅笔工工正正地抄我地课文，她写得一手娟秀的字。奶奶很看不惯她这个样子，她认为，女人应当好好做活，做活，学好缝缝补补洗洗涮刷，学好生孩子做饭才是正路。她也瞧不上我母亲，整天学习，开会，辩论，没有个正事儿。姑姑会替我母亲辩解，说那也是正事，但却从没为自己辩解过。她将写上字的纸用橡皮小心地擦一遍，再还给我一张干净的纸。

    我这个姑姑，早早地就没了，她的去世比我二叔早了很多年，在那好多年里，二叔还要继续和一家人作对，还要继续他无所事事、惹事生非的生活。我母亲说，他简直是一条让人厌恶的寄生虫，是一只在饭桌前嗡嗡乱叫的苍蝇，“要真是只苍蝇，我早拿蝇拍打死他了！”只有在对待二叔的看法上，奶奶和母亲才出现些一致，她们没有因此争吵，多少还有点同仇敌忾。在我旧小说《生存中的死亡》中，用一种淡然的语调写下和二叔有关的一个场景，现在，这个场景依然不需要费力打捞，它在记忆这条河的水中浮着，它不具备下沉的质地：“多余的二叔在他活着时候有一个固定的去处，那就是赵东家墙角的大槐树下，那有一块巨大的阴影随着时间和季节的变化而略有不同。我二叔也随着树荫的变化，他的位置也就略有些不同，即使在秋风凉了的日子里依然如此。冬天到来之前，我二叔会离开那些阴影到赵东家的墙角蹲上一会儿，他蹲下去的样子非常难看……我的二叔早已死去多年，其实在他还没有死去或刚死去之后他就被人们忘记着了，因为那片巨大的阴影，我们几乎就是陌生人。”

我的眼前，浮现着二叔躺在树荫下的情景，是的，在他给我们一家人制造新的麻烦和不快之前，他和我们的生活是隔开的，他甚至也外在于自己的生活，完全是一副多余的样子。在我想，他努力在自己身上涂抹灰烬的样子的时候，内里是否还有未尽的火焰？要知道，他和我的姑姑，是那么不同！

   被我打捞起的是一些碎片，痕迹，或者流沙，它们或错开，或交叠，或闪现之后马上消失，或者被深深镶嵌在记忆的底部，我用尽力气，划破手指，却也只打捞了一些残片。即使是同一日的发生，其中某一部分会紧紧粘住河床，另外的部分却随波逐流，我在很远的地方才打捞起它们，带上岸来，却发现粘在河床上的那部分已被一些残片覆盖，再也找不到原来的位置。在文字开始，我就承认它们缺乏次序，缺少线性明确和时间的明确，但我决定：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它。

    没错，爷爷的死亡和姑姑的出嫁发生在同一个夏天，现在，姑姑的坟前应当也是衰草一片，她已去世多年。在我十六岁时曾在父亲的带领下给给姑姑上过一次坟，后来便再没去过，父亲也再没提及给她上坟的事。也许是因为那个姑夫。也许是，因为父亲开始遗忘这个姑姑的存在。也许是……

    我常设想，坟茔里面应当是一座大房子，里面按照死者生前的房间布局一一摆好，在那里，那个世界里，死者会获得复活，过着一个人的家常。我姑姑的家常是什么样子？我想不出来。所以，我常常按我记忆中的印象去设想：她拿起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工工整整的抄写着小学课文。然后，用一块橡皮，将上面的字迹擦拭干净，她的手上仍然是一张干净的纸，没有字迹的纸。除此之外她还会做什么呢？

    我爷爷在坟中的家常则是，绕过几口粗大的染缸，将一匹布从一个染缸里捞起，挂在高悬的横杆上。爷爷的每日只有黄昏，带有着凉意的黄昏，现在，他在余晖中坐下来，用苍老的眼神盯着死塌塌垂下的布。李家染房在我爷爷的手上结束了，早就没人再来染布，除了我爷爷自己。某一个黄昏，爷爷将我母亲从供销社买来的一匹红布丢进了染缸，他将那匹红布染成了难看的灰蓝。他佝偻着身子，将布高高挑起，挂到院子里的横杆上——这个场景加入了我的想象。它是否会成为我爷爷，在坟墓里的家常？

……至此，这篇小说也该结束了。它不关于真切的灰烬也不关于火焰，它只与，我的一些零碎的记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