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唱的荒芜：对于合唱而言，首先要取消的是个人的声音，每个个人的声音是不可以也不可能呈现的，个人的声音必须按照规范淹没在合声之中。所以，在合唱之中，当参与的人数达到足够多时，再多或再少对于合唱便不再产生影响。在《我们的合唱》中，摔断了腿的孩子和成为“狗崽子”的孩子的退出对于我们这些参与者来说并不构成什么，那么，对未参与者来说更不算什么。在一个群体的合唱中，“他是谁”不会成为问题，所有问题只是他占有的位置。合唱是荒芜的，我们可以漠视其中的任何一张脸，只要他不是你自己。在这里，我从来不认为《我们的合唱》写的是文革岁月的那段生活，我从来不规定我那写作的时间范围，我说的是，社会化进程中我们人类的普遍境遇。随着工业化、社会化的不断进入，我们越来越成为公众化的人，担承的是在人群中的角色；而一旦成为一种社会化角色的构成，成为社会机器的一个部分，个人性也就随之被取消。

被磨损的激情：对于个人来说，能参与到合唱中是一种承认的获得，甚至是尊重；不难理解刚开始时我们的参与是有激情的。在生活中，我们刚刚从一个学校进入社会，成为公务员等等，一种新的进入都会让我们焕发出激情。可这种激情会被很快磨损而变为一种机械运动，是反复、枯燥和无意义磨损了它。（其实还有压力和不被承认）在最初的合唱中，我哥哥李恒用摇头、把声音拉长等方式对合唱的枯燥进行了缓解，但它是短暂的，非根本的。是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假如激情得不到发展它就可能会发生转移。在这篇小说中，激情的转移在两个中午去掏鸟窝的孩子身上得到了表现，其中一个人摔成了重伤。在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他说，少年的激情有时是有害的。

平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得以参加合唱的象征，也是规范的、千篇一律的象征。平头这一外在的形式进一步取消了合唱中的个人性。中农家的孩子李致理成平头，他是想混淆这种象征：对于进入合唱的群体，处在外面的人对它充满渴望，幻想和期待。尽管他也明白合唱的内容是什么。不理成平头也就无法赢得尊重。它使你成为独立于社会承认之外的人，而这种独立和被孤立是一致的，它让人痛苦无助，却不能感到自由。

位置：在《我们的合唱》中，我记下了我的位置：第四排，从左数每六个。这种排定在我看来就是对我存在的排定。另一个确定我位置的方式是左边一个人脸上的显著特征，一旦他的位置出现问题，这样排列上的错误也就出现在我的身上。但对于合唱来说，这种错误不是非常严重的话是得不到显现的，那个被我们挤到后一排去的平头在他错误的位置上站了整整一个下午。因为不显现，因此，这种排列上的错误也不必马上纠正，如果我们愿意，这种错误甚至可以永远进行下去，它也就正确了。而一个叫刘晓阳的孩子因摔断腿而空出了属于他的位置，随后一个孩子被开除，这两个位置的空出应当是一种空格的状态，可在我们看来，两个人的缺少并不能空出位置。

合唱的教育：在《我们的合唱》中，先后出现了三个教授音乐（不，和音乐无关，只是合唱）的老师，在他们那里，我们看不出教育者参与的激情。周老师是合唱和音乐的门外汉，但他充当了合唱教师的角色――这是一种滑稽的错位――尽管他安于这种角色并承担起它，可毕竟……其实在这一角色中，能否胜任是次要的。他身上的问题是，在合唱这一表达公众情绪的过程中，他竟然表达了个人情绪（为自己妻子的病重而哭了起来），个人情绪占在公众情绪之前表达是危险的，至少是不被理解的。在社会化中，我们的情绪有规定性的内容，而在我们的旧有道德中，表达的规范更为严格，不能越过。邱老师在教我们合唱的过程中呈现的是一种漠然：他对合唱的漠然，对怀抱着的孩子的漠然，以及对世界的漠然。生活，已经熬干了他几乎全部的欲望和情绪，他对表达的欲望也已基本丧失――只有在我们的合唱被终止之前，他的激情才得到了显现。他这一激情显现的原因是什么？而假如合唱还要继续，他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激情要表达？――第三个老师是一个懂得音乐的人，在这里他却是没有名字的，连姓也不存在。但合唱和音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合唱与他的音乐距离太远，几乎无关。教我们合唱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一种程式，一种……因此，在我们开始合唱的时候他总是要皱眉。这里面包含了无耐和厌倦。

陌生：萨特说“他人即地狱”，我想，对于他人来说，我们的存在至少是陌生的。我们的存在真正让别人关注是困难的，我们关注的往往和我们自身相关。在我们的合唱中两个人的缺少，我们记不起合唱团中人们的名字，包括老师的名字……在位置中，我们是陌生人，是被忽略的。最终，我们会在相互的忽略中达到遗忘。那么，我们一起的合唱所代表的能是什么？在合唱中我们是减少了这种陌生还是扩大了它？这里有个细节，就是在周老师被迫离开教职，成为一名拾粪人的时候，他的“学生”屁虫在他的背后举起了土块――好在，他并没有把土块真正的扔出。在这里，社会角色上的改变也使周老师变得陌生，他不再是老师了。他是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