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鲁贝尔的<天鹅公主>

    和邵大箴先生谈起弗鲁贝尔，竟有十分切近的感受：我们都曾被他的画带入一种充满恐怖的梦境，在那些梦中，有无数奇特的眼睛。那些眼睛神秘、凄惨、惊恐不安，仿佛栽种在人的全部感官中，拔也拔不掉。看得久了，竟能与之发生一种令人恐惧的感应，那好像是一种飘忽的死亡阴影。按照俄国著名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的说法，只有具有“双重视力”的人才能创造出这样的眼睛——意即“天然视力”和“非天然视力”。舍斯托夫又说，对于具有双重视力的人来讲，生与死的角色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他引用了欧里庇得斯的一句令人费解的话：生就是死，而死就是生。
    弗鲁贝尔是19世纪末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叛逆者。弗氏一生表面上并不坎坷，但他始终生活在内心世界。他的内心始终无法与周围环境协调：动荡不安，孤寂、痛苦而迷狂，最终陷入深刻的内心混乱之中而无法解脱。他的画笼罩着末日感极强的悲剧氛围，特别是那个折磨了他一生的“天魔”形象，更是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秘色彩。天魔即莱蒙托夫长诗《天魔》（又译“恶魔”）中的主人公。一个天使因为反抗上帝，被上帝贬黜为魔鬼。他渴望自由、爱情而不可得，他号召人们怀疑、反抗上帝，因而成为天国的死敌。弗氏选择了这样一个文学典型作为他一生追求的画面形象，本身便有一种“在劫难逃”的悲剧意味。画家亚历山大·别努阿对此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注脚：“在这些令人惊心动魄、使人激动到流泪的优美作品中，有一种非常真实的东西。他的恶魔不改自己的本性。它爱上了弗鲁贝尔，但毕竟又欺骗了他。弗鲁贝尔有时看到自己神灵的这个特点，有时看见了那个特点，而就在对这种难以捉摸的东西的追求中，他很快走向了深渊。把他推向这个深渊的就是对该诅咒的东西的热衷。他的精神错乱是他的天魔主义的必然结果。”
    弗鲁贝尔的天魔早已挣脱莱蒙托夫的缪斯而飞翔在“紫蓝色”（同代画家称“紫蓝色”为弗氏的象征色彩）的天空上。尽管他很早便创造了《诗神》、《波斯地毯前的小姑娘》、《哈姆莱特与奥菲利娅》等一系列杰作，但冥冥中始终有个声音在搅扰着他，他想创造一个具有“纪念碑意义” 的形象。他如痴如狂，最后大约是走火入魔和那个反抗上帝的家伙合为一体而受到上帝的惩罚。他画了无数个天魔，却始终没有画出那个梦寐以求的神灵。他的“天魔情结”至死未泯。
    自 1885年始他便在内心构造天魔。直至四年之后才展出了第一幅天魔作品。在《坐着的天魔》中，他创造了一个超凡的形象：天魔孤独地坐在黄昏的岩石上，而他本身也像一块岩石。疲惫的肉体和孤寂的精神幻化成一种无言的仇恨。而背景上的色块使人想起罗可可式教堂的彩色镶嵌玻璃。整幅画面充满先知般的预感。
   《塔马尔与天魔》则是我在多梦年龄时常常梦见的。我曾想象那是个充满恐怖色彩的悲剧故事。那个少女美到极点。那一双童话般的眼睛与天魔静静对视着。蓝灰色的冷调子紧紧环抱着这一对恋人，天魔那弯曲的富有雕塑感的长发闪着青铜的光泽。塔马尔和他紧紧相拥却摒弃了一切肉欲的意念，被笼罩在宗教式的圣洁光辉中。两个人的灵魂通过他们的眼睛冷峻地闪烁。天魔粗犷狞厉的男性美与塔马尔的女性温柔像蛇一样缠绕着，窗外点点繁星好像变成象征物，变成一种神秘的符号。塔马尔使我想起俄罗斯童话中美丽的华西丽莎，她跪在天魔面前脸上是无限的爱与崇敬。而天魔温柔地托起她的手臂仿佛在说：“我是背离与梦想的化身。我爱我之所爱，但我的爱永远只是一个隐喻。我相信的是死亡之梦，它与生命之火同等重要。”这是一幅超越时空生死的永恒画面。
    《飞翔的天魔》又向死亡之梦迈进了一步。画家的妻子在给友人的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他的天魔是不一般的，不是莱蒙托夫的，而像是当代尼采学说的信徒……”由于画家内心的深刻混乱，《飞翔的天魔》实际上没有完成。弗鲁贝尔的魔鬼把他引向创造的巅峰。然而，“对于弃绝自己的人来说，不可能有任何快乐——在已有快乐和喜悦的地方，当你投入某种不存在的东西的怀抱时，就像做了催眠术的小鸟被抛进眼镜蛇嘴里一样。”（列夫·舍斯托夫）终于，在天魔组画中最后一幅《被翻倒的天魔》问世后不久，画家精神分裂，四年之后双目失明，又过了四年，这位天才的艺术家悲惨地死去了。
   《被翻倒的天魔》表现了天魔之死。天魔从高处跌落，跌得支离破碎。被折断的翅膀深深插入泥土，他的眼睛仍然闪着愤怒不屈的光。画面用色十分阴暗，画家仿佛预感到，天魔的死亡阴影即将与自己重叠。
    画家的生命结束了，而天魔的故事却并没有完结。
    天魔的巨大阴影是属于弗鲁贝尔的，同样也属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属于凡·高、卡夫卡……属于一切具有双重视力的、被世俗所弃绝而执迷于探索死亡之梦的艺术家和伟人们。阴影变成灵感使他们的生命放出辉煌之光，阴影变成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使他们毕生无法安宁，阴影变成死亡之梦诱惑着他们使他们误入梦境。
    终于，他们和他们的阴影重叠了。我想，缪斯应当在他们的纪念碑上刻下这样一行碑文：对于他们来讲，生就是死，而死就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