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专访查建英：风物长宜放眼量

“安身立命”的八十年代

孙甘露：所以，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不光书里的这些人，其实很多我们观察到的艺术家、作家、批评家，他们的创作都是时断时续的，刘索拉是个例子，你我也是一个例子。比如陈丹青，他的画也是时断时续的，当然对公众来讲，他的影响更多的来自他的批评文集，他在文化方面的观察、研究和批评。阿城也是，前几天在看王德威写的书，他说为什么阿城写得少，是不是跟他的基本态度有关。见到王朔时，他说，这事有什么好说的，不必说了。阿城也有一点这个意思，他的说法是，人家在“安身”，你就不要谈“立命”的事了。

查建英：但我觉得，就我们昨天晚上的谈话，阿城、王朔、刘索拉，包括你我，都是80年代人，80年代这个话题，不是就80年代来谈中国的时代。

从“安身立命”这种古人的生活观来讲的话，按理说，80年代应该是“安身”的问题都谈不上的时候，我们就提前地大谈“立命”了，而且大家都在谈。为什么？这需要细分，而且这是回顾带来的，当时我们不觉得安身是个问题。为什么不是？因为大家都在吃公家饭，国有体制基本上还是一个主要的生活方式，不太会有人能够有个体的生活方式，因为个体户是少数啊，或者刚开始。再加上我的书关注的是文化，在这个场域的人，不太能感受到“安身”的危机，大家都还比较稳定，而且没有什么机会，就是说没有特别多的东西刺激你的欲望。有了基本的“安身”的条件，就好像“安身”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至少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所以大家谈的都是“立命”的问题，都在追求精神的东西，知识、创造、哲学、形而上的东西。

为什么现在大家对“立命”的东西又有一种态度，就像回顾80年代又成为一个话题了，可能经过90年代后已经有十五六年了，整个社会强烈意识到“安身”的问题。因为经济的、市场的东西进来了，大家突然都知道以前我们是多么的清贫、从物质角度来讲活得多么不像一个人。现在机会突然都来了，大众的精力都转到“安身”那方面去了，做文化的人，好像一下子就感觉到“安身”的问题。当然，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折，使得“立命”的问题在很多方面被悬置了，所以很长时间里谈“立命”不是主流，变成一个支流，有点被边缘化了。

孙甘露：但是这仅仅是阿城的说法，从阿城的写作来看，其实“安身”是他一贯的想法。

查建英：对，对他来说，“安身”是非常重要的，先要“安身”，才能“立命”。我也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阿城是80年代这批作家里的一个个案，他自己也这么讲，我不能代表大多数人，因为他的知识结构形成期远在这批80年代人之前。80年代时，大多数文化人都还处在启蒙期，恶补很多知识，但是阿城小时候就因为家庭的变故，做了边缘人，淘旧书。所以我觉得他对中国人这种“安身立命”、生命的意义、人之为人的母题，比较早地有了自觉的意识。这就是他的小说，比如“三王”（《棋王》、《孩子王》、《树王》），一出来就给大家“这个人是从哪里杀出来的”的感觉的原因，而且他的路数在当时很特别，跟中国古典文学、哲学的文脉有联系。但是，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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