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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热闹!(四)

(2006-06-01 15:58:41)

孙甘露专访查建英:风物长宜放眼量

 

 

甘露:这好像跟你个人的写作似乎也契合,因为你出去比较早,到了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表作品,基本属于个案,不太容易被归类,可是你那时的写作跟国内的实验性写作相比透着一种内力,至少从直观角度讲是一种写实主义写作,这跟你的教育背景、阅读变化有关。像阿城、陈丹青,他们的创作量变少、艺术门类转变,其实你后来小说创作也停下来了,这除了日常生活的原因之外,你觉得有没有一个形式冲动的问题,用小说这种形式来写作的冲动减弱了,原因是什么?

建英:有我刚才说的那些因素。我很早就出去了,只有80年代中后期写的那些小说,注重形式,比如《红蚂蚁》,大家都说写的什么啊,看不懂,跳来跳去的,又加上意识流,花里胡梢的。但很快就过去了,我又回到了写实主义笔法。另外,《丛林下的冰河》虽然有点混杂,一个小说里套了另一个小说,但还是有个明确的故事线索的。从我的阅读经验来说,那些形式实验已经不算太新鲜了。

还有一个非常个人的因素,90年代以后我开始用英文写作,等于是在用第二语言。虽然我21岁就去了美国,而且读的是英文系,经过10多年应该可以试试写小说了,但是我对小说的理解是,它是非常注重语言的形式感的,用第二语言我没有把握这么去写小说。

同时,我发现《纽约客》的非小说长文,非常有作家性,这就是60年代以后美国新新闻主义的尝试,吸引了一大批作家,比如诺曼·梅勒、卡波特等以写小说出名,后来一大部分他们的经典作品都是非小说类的,作家风格和意识很强,但是完全是非虚构的。最著名的就是卡波特的《冷血》,那么长的一部,像小说一样,但完全是个真实的案件。《纽约客》经典的作家,他们的栏目就是非小说类,统称“Non fiction”,然后专写人物的叫做“Profile”。我觉得我也受到了这本杂志的影响。这种文体很经典,但是跟中国的报告文学又不一样,和中国的小说更不一样。这种东西非常易于记录变化中的生活形态和人物。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描述。我总觉得小说不是纪实的,距离应该更长一点,才能把神拎出来。美国的这种文学有中国小说没有的东西,它其实不是主观的,它有一种明确的距离,作者既在里面,又在外面,这对我这样一个用第二语言写老家的故事的人来说,很难把握,但又很有挑战性。

甘露:是不是可以说,小说的写作包含了一种回忆性。

建英:对,就像刚才说的,要有距离。

甘露:但是所谓的新新闻小说,就是非虚构类作家的小说,更多的是一种感受的、体验的东西,但并不是没有幻想的成分,或者说小说类的东西就没有深入体验,但是它是观察性的东西,与你贴得很近,很纪实,有一种体验性。

建英:好像你又身在其中。

甘露:所以说,这使得这些创作有文学性的因素,或者说使得这些作家发生变化。我想,肯定也是很多作家在寻求的过程中产生了这样一个文体。

建英:新新闻主义兴起在1960年代,在美国社会,这个时代是一个从个人生活到社会运动激烈变化的时代。有时候,我愿意把中国的80年代和美国的60年代作比较,虽然不能完全对号,但有某种相似性。为什么那个时候,出现了新新闻主义写作并且吸引了大批美国作家,背后肯定有先前所说的因素,现实发生的事情很多比小说更加令人不可思议,而且这些只够你描述的和纪实的感受,很快就过去了。这个时候那些读起来像小说的新新闻写作就应运而生了。我可能对90年代的中国有类似的感受。

甘露:可能你是在美国,当你回过头来再写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回忆的对象了。尽管你的很多内容都是写美国生活,但是这些故事都是中国生活的一个延续。

建英:你是讲我80年代中后期那些小说么,对,那时是用中国的眼光看美国。到了90年代,我实际上又倒过来了,我是用了一个西化的眼睛、语言和态度来看中国。这里面就有些微妙了,包括当时我的《China Pop》出来以后,美国报刊的评论就说它的特殊性在于,在美国那么多年的一个中国人来写,有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就是Insider and Outsider(既在里面又在外面)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距离用这种非小说文体来写比较恰当。因为,在美国传统上,这种非虚构小说不同于中国的报告文学有很强的主观性,它比较冷,有一定的距离,但那种作家性和风格、方式又注定了它必须有细节,有对人物的自己的感受,这好像跟我自己当时那种复杂的身份对上了。

说到这个,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因素。当时我已经开始回头看自己在80年代的小说,有点感觉青年文学,甚至觉得这种文体弄得不好就是有点自恋、造作。虽然小说是在写别人,但跟自己的关系太近了,因为这完全是自己主观营造出来的一个世界。而非虚构文类,除了美国性之外,必须要有客观性,要冷静、理性,绝对不可以过度抒情、情绪化或者动辄大发议论。描述的人物不是我,全部是旁观式的,虽然我的东西写出来跟外国记者写中国味道和视角都不一样,因为我还是局内人,写了很多我熟悉的人,但永远是我在写他们,用我的笔法,但我永远不是当事人。这种距离,这个文体的训练,可能有得有失,但当时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摆脱、超越,有助我走向成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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