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专访查建英：风物长宜放眼量

回顾历史，距离很重要

孙甘露：我们谈可以不必按照时间顺序什么的，零散地。

查建英：我还是按照你的问题走比较好，因为这段时间有点说疲了，年轻记者问的问题大多趋同，最后变成我也是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其实，在我的计划中，你本来是我的一个谈话对象。

孙甘露：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一次。

查建英：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最初的计划是，可能就我在北京不太能动的现实情况下，就跟能在北京见到的人对谈，可实际上在书里出现的，像甘阳、李陀，也不是住在北京，他们正好到北京来。我想你总归隔一阵子来北京一次吧。而且我的路子是，找一些比较熟的朋友，一半以上都是这种，这样才有一种谈话的气氛，而不是变成一个采访。

孙甘露：上次我来北京的时候，在刘索拉家见阿城，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怎么了，你是来跟查建英做谈话的吗？

查建英：我这顶帽子被扣死了。可能那时我跟阿城那场已经谈完了，至少大部分人已经谈完了，还没有全部谈完，因为这事情搞得很散漫嘛，我也是这种宁可晚也比没有好的人。

孙甘露：从谈80年代这个话题来说，我是有一个看法，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觉得在这一个时机有点晚吗？

查建英：晚？不晚。

孙甘露：你刚才说，宁可晚总比没有好。

查建英：对，我那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的，如果我觉得这些人至少在我心目中最有某种80年代的气质，那么无论如何我要把他等到，而不是随便找个替代的。不是说这里面有绝对的角度，而是从我的选取角度，从我的谈话形式。

但这个话题是不是晚？我觉得还不算晚，其实，历史记忆回顾的距离是特别重要的，如果离得太近的话，就像一张照片的景一半在里面，没有完全出来，它的景象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就像看电影，第一次看侯孝贤的电影的时候，我印象特别突出的是，这个导演有一种一些大陆导演没有的对表现对象的冷静、客观，可是他又有对其中人物的那种感同身受。后来我就发现，这跟他一直带着距离的中景拍摄有关系。

实际上，这个距离很重要，离得太远了就模糊了，变成一个带有很强想象成分的、美化了的东西，就跟朦胧诗似的；离得太近，或者完全没有距离，这个画面就跟一个人被拍了一部特写一样，很夸张。现在这个距离，可能有点中景的感觉，不长不短，15年到20年之间。在场的人已经从年龄到阅历到时间上，到地理上——因为书里的这些人有一半都出国很长时间了，没出国的，其实也是因为这十多年走来走去的人太多了——都有了足够的距离。这个时间点，我倒觉得差不多，不算太晚，但也不能说太早。

孙甘露：我觉得你说的照片是个恰当的比喻，如果时间长，就是一张中景的照片，时间上的中景，再长的话，就是一张时间的全景照片，再要从照片中辨别细部的东西，就有点费劲。但如果再近的话，正如你说的，就是一个特写，是个重现，非常细致。

查建英：对，容易变形。

孙甘露：是非常局部一个东西。

查建英：在某一个局部夸张。本来这个事情有高有低，最后却只撑起一个架子，你感觉整件事情就剩那一个架子，没有抓住那些严密的东西。

孙甘露：而且中景可以跟周围的人、事物、思潮有关系，你可以从中看出这些关系。所以，从时间上来说，确实是个恰当的时间。另外，我有个想法，这些人自身的成长、思想的变化，以及跟80年代的关系，他们不同的方向——有的人离开中国到国外去定居，有的人工作方向稍微发生变化，比如刘索拉，写作、音乐、演出，方向变得很多，都影响了80年代的定义，这些人可能是80年代带来的一个后果，但这些处在不同生活方向的人在更长的时间段里也在塑造80年代的特质。太近的话，这个意义是看不出来的。

查建英：对，就好像一件事情正在发生，还没有完全结果，或者它的余响还没有听到，你就划上句号了，那个时候你其实听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定的时间可以让这个事情更加丰满，有一些余音，不会戛然而止。我们概念中，用年代划分，1980－1989年为80年代，因为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生活的转型，是巨变的，而且非常高速，这些人的生活在那个时候确实有个转折点的感觉，但如果我们就把时间截止在那，从质感的角度有不从容的感觉，也没有完全结束，所以隔了一段时间来谈。而且，这些人的生命历程、旅程的足迹，也开始发生不同的曲线，不同的方向。

80年代太集中了，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在一个舞台上，很拥挤。现在的人总说那个时代人才辈出，实在是因为太集中，大家互相影响，看同样的书，听同样的歌，个人气质的凸现基本上是在一个大的共同背景之上的个性不同。后来，舞台的扩大，整个表演形式的多样化，个性的差别越来越显开了。比如刘索拉出国以后，她的变化很大，从她出国的经历来反观80年代，这个味道就和她当时对80年代的感觉有很大的不同。

   （未完待续）